官方权威反腐机构出台文章提及晚清庆亲王，不由自主想到了川岛芳子和姚文元，有点乱，不过反腐扯到奕劻确实有点麻烦。

庆亲王和他的宝贝儿子载振都干过哪些破事，晚清正史、野史里太多，不表。奕劻绝对是大贪，板上钉钉，但其历史作用则啼笑皆非。奕劻死于1917年，当时已逊位的小朝廷程式还要做足，为奕劻拟谥号，溥仪本意非要给“谬”、“丑”、“幽”、“厉”等恶谥，后经溥仪亲爹居间劝说，给了个“密”字，可见从清廷立场是多么恨奕劻，恨他主要还不是因为他贪（清朝贪官海了去），恨他是认为他是断送清廷的主要推手之一，但清廷没了不是历史进步吗？有点吊诡。

奕劻权位渐隆，贪也水涨船高，明显正相关。庚子拳变后，李鸿章、荣禄等老臣相继凋落，奕劻和袁世凯结成同盟，在政坛有点“一伙独大”味道，对他主要的挑战不是什么御史、记者，开始是瞿鸿机—岑春煊组合，这两人非满族，岑春煊不好说，瞿鸿机是真清廉，他们当然斗不过奕劻，“丁未政潮”两人都倒霉了。后来憎恶奕劻（连带憎恶袁世凯，或憎恶袁世凯连带憎恶奕劻）主要是满清亲贵里的强硬派，“宗社党”里的良弼、善耆等，武昌易帜，他们坚决反汉人（袁世凯和孙中山都反），准备拥隆裕溥仪母子出关、迁都热河、再造满蒙（某种意义上，溥仪的“满洲国”就是其余绪变种）。别人不提，反正良弼和善耆是清廉，良弼留学日本，生性刚果，后腊八节被四川人彭家珍同归于尽炸死在北京；善耆毁家纾难，把自己的钱财全贴补复辟满蒙，还贴进去自己的女儿（托付日本浪人川岛速，结果众人皆知）。大变局下的错乱拼图，道德标准和历史标准在这是冲突的。从当时情形、历史演变看奕劻可以有三个维度坐标：满和汉，他是亲汉的（袁世凯）；贪和廉，毫无疑问他是贪的；保守和进步，估计他没概念，不屑想也不会想，但他从贪的主观出发，客观上却起到些许进步作用。他的操守无法和良弼、善耆比，但历史效果却相反。被某些人视为中国共和政体肇始（宪政）重要历史文件的《宣统皇帝退位诏书》，相当程度靠袁世凯蒙骗、行贿隆裕太后周围人搞定的（贪腐？），历史充满反讽。

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于《文汇报》发表奇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文据说得“罗思鼎”主力朱永嘉相助，史学功力不可小觑。该文主题先行、政治影射、已有定论，但文中确实提出了一个逻辑上吴晗他们不好回答的命题：基于马、列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如确认明嘉靖、万历朝廷是腐朽反动政权，那么这个政权内部的“清官海瑞”还有没有历史进步价值呢？进一步，此背景下，“清官”和“贪官”谁更具有历史进步作用呢？吴晗没法回答，他死了，我们也没法回答，或根本就是个伪命题。戚本禹1967年4月1日于《人民日报》发表的另一篇奇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有同样的劲，算是并蒂奇葩。腐败之事，极简单可描述为：从属系统（国家、党派、团体、黑社会都是系统）的个体，利用系统赋予的权力，为谋取个体利益，从事妨碍系统整体利益、破坏系统规则等的行为。从系统角度当然要惩处此类行为，但置身事外看，如系统体现正能量没问题，如体现负能量，腐败不就负负得正了？白马非马，圆面包不是面包，姚文元、戚本禹是此间高手，千万小心。

中国今天反腐有大前提：事业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历史进步的方向。基于这个前提，任何腐败行为都是对人民根本利益的侵占，是对历史进步的妨碍，是对社会优化的破坏，当然也是对法律、道德的践踏，所以该坚决反对。反腐的核心是制度建设，“清宫秘史”的故事少讲点，讲不好会掉进姚文元他们挖好的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