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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和庆亲王,川岛芳子和姚文元

 

官方权威反腐机构出台文章提及晚清庆亲王,不由自主想到了川岛芳子和姚文元,有点乱,不过反腐扯到奕劻确实有点麻烦。

庆亲王和他的宝贝儿子载振都干过哪些破事,晚清正史、野史里太多,不表。奕劻绝对是大贪,板上钉钉,但其历史作用则啼笑皆非。奕劻死于1917年,当时已逊位的小朝廷程式还要做足,为奕劻拟谥号,溥仪本意非要给“谬”、“丑”、“幽”、“厉”等恶谥,后经溥仪亲爹居间劝说,给了个“密”字,可见从清廷立场是多么恨奕劻,恨他主要还不是因为他贪(清朝贪官海了去),恨他是认为他是断送清廷的主要推手之一,但清廷没了不是历史进步吗?有点吊诡。

奕劻权位渐隆,贪也水涨船高,明显正相关。庚子拳变后,李鸿章、荣禄等老臣相继凋落,奕劻和袁世凯结成同盟,在政坛有点“一伙独大”味道,对他主要的挑战不是什么御史、记者,开始是瞿鸿机—岑春煊组合,这两人非满族,岑春煊不好说,瞿鸿机是真清廉,他们当然斗不过奕劻,“丁未政潮”两人都倒霉了。后来憎恶奕劻(连带憎恶袁世凯,或憎恶袁世凯连带憎恶奕劻)主要是满清亲贵里的强硬派,“宗社党”里的良弼、善耆等,武昌易帜,他们坚决反汉人(袁世凯和孙中山都反),准备拥隆裕溥仪母子出关、迁都热河、再造满蒙(某种意义上,溥仪的“满洲国”就是其余绪变种)。别人不提,反正良弼和善耆是清廉,良弼留学日本,生性刚果,后腊八节被四川人彭家珍同归于尽炸死在北京;善耆毁家纾难,把自己的钱财全贴补复辟满蒙,还贴进去自己的女儿(托付日本浪人川岛速,结果众人皆知)。大变局下的错乱拼图,道德标准和历史标准在这是冲突的。从当时情形、历史演变看奕劻可以有三个维度坐标:满和汉,他是亲汉的(袁世凯);贪和廉,毫无疑问他是贪的;保守和进步,估计他没概念,不屑想也不会想,但他从贪的主观出发,客观上却起到些许进步作用。他的操守无法和良弼、善耆比,但历史效果却相反。被某些人视为中国共和政体肇始(宪政)重要历史文件的《宣统皇帝退位诏书》,相当程度靠袁世凯蒙骗、行贿隆裕太后周围人搞定的(贪腐?),历史充满反讽。

姚文元1965年11月10日于《文汇报》发表奇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文据说得“罗思鼎”主力朱永嘉相助,史学功力不可小觑。该文主题先行、政治影射、已有定论,但文中确实提出了一个逻辑上吴晗他们不好回答的命题:基于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如确认明嘉靖、万历朝廷是腐朽反动政权,那么这个政权内部的“清官海瑞”还有没有历史进步价值呢?进一步,此背景下,“清官”和“贪官”谁更具有历史进步作用呢?吴晗没法回答,他死了,我们也没法回答,或根本就是个伪命题。戚本禹1967年4月1日于《人民日报》发表的另一篇奇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有同样的劲,算是并蒂奇葩。腐败之事,极简单可描述为:从属系统(国家、党派、团体、黑社会都是系统)的个体,利用系统赋予的权力,为谋取个体利益,从事妨碍系统整体利益、破坏系统规则等的行为。从系统角度当然要惩处此类行为,但置身事外看,如系统体现正能量没问题,如体现负能量,腐败不就负负得正了?白马非马,圆面包不是面包,姚文元、戚本禹是此间高手,千万小心。

中国今天反腐有大前提:事业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历史进步的方向。基于这个前提,任何腐败行为都是对人民根本利益的侵占,是对历史进步的妨碍,是对社会优化的破坏,当然也是对法律、道德的践踏,所以该坚决反对。反腐的核心是制度建设,“清宫秘史”的故事少讲点,讲不好会掉进姚文元他们挖好的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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