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非马，但科创板是A股。A股规范称为人民币普通股票，估计是为和B股、H股区别，是中国（大陆地区）股票市场的代称。至于科创板含义，参见证监会、上交所发布的十几个文件，大致可理解为A股在市场、制度方面的增量尝试。

股票市场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场所。配置首先指资金供求双方，公司以股票换资金，投资者以资金换股票。公司获取资金有多种途径，可以是股也可以是债（或二者组合），因此配置也包括在多种途径上达致数量、价格均衡。就股的形式，对资金有需求的公司也未必用股票这种高级形式，创业公司的风险投资，后续A轮、B轮、C轮……Pre-IPO等等，都可以筹集资金形成交易，但只有交易所场内（对中国大陆而言，新三板几近停摆）的股票交易才是最大量、最便捷、最有效“股”的交易方式，最具流动性，因为只有在这里“股”才被真正单位化、抽象成一般交易符号，且有经第三方验证、监管者核准的充分、及时、准确的交易信息以及通畅可靠的登记、托管、结算渠道。

所谓优化就是通过有效的交易达致均衡价格、或在均衡的价格下形成有效交易，交易必须有充分的量，价格不得管制。这种优化的形成需具备若干条件：首先是交易环节，交易基础条件需齐备（终端、报价、撮合、登记、结算系统等），交易时间需得到充分保障，正常交易时段内不能动辄停牌、熔断等，交易手段多样化，对冲、套利、期货等，这样交易才能充分进行；其次是信息披露，信息要准确全面，披露要及时有效，公司和外部投资者利益诉求不尽相同，信息不对称，指望公司自觉断然不够，需监管介入；第三是法治，维护上述两个环节规范运转，严格的法规及有效执行不能缺；最后就是股票市场本身的动态平衡，亦即IPO和退市都要“去管制”，既要放开IPO人为管制，也要加大退市力度，才能扬清激浊、良性循环。

A股硬件基础建设和制度形式基本具备，但后两点问题太多，搞了这么多年还是“形似”，法律保障跟不上是主因。当然，非英美法系下搞股票法律上都先天不利，但A股法律环境缺失尤多。涉及A股的规定多如牛毛，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等，还有一些未形诸笔墨的“潜规则”，其中针对性最强、法律效力层级最高的是《刑法》和《证券法》。《刑法》列举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等等，过于笼统且刑罚太轻，少有落地，鲜闻A股市场作奸犯科之流锒铛入狱。《证券法》第十一章法律责任比较详细，列举了几十条处罚事项，但顶格不过处以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撤销任职资格或者证券从业资格云云。虚假编造几个亿的利润、上市骗取几十亿资金，或操纵市场将百亿市值公司拉至千亿然后将股票派发给散户、抵押给机构溜之大吉，最后处罚六十万？“江洋大盗”估计得偷着乐，这种法律导向后果不言而喻。A股“乱世”已然，要防止于未然需“重典”，民事上应大力开启包括集体诉讼在内的法律赔偿机制，刑事上应从严，以儆效尤。

IPO是A股另一痛点。首先，上市筹资是公司普惠权利，不是评选最佳公司，当然这有条件，拟上市公司法律、财务、业务上的重大缺陷应排除，但现实中不存在完美的公司，一般性问题，在信息充分披露的基础上交由中介把关、市场选择。其次，监管者是否有能力在IPO环节真正把关？监管者能完全抛开个体私人诉求、准确把握行业走势、判断公司发展潜力、化身超级会计师+超级律师洞察公司财务数据和法律安排、合理定出公司股价等等，做到无私、全知、万能？认识论和方法论都不支持这些，监管者并非股票最终买家，所为何来？或云为投资者负责，真想为投资者负责，就应该如上所述从法律上保护投资者、惩戒违法者，而不是将IPO监管弄成“玄学”。相比港股、美股，A股IPO是最“严格”也是最麻烦的，但实际效果如何？上市公司质量丝毫不见改善。IPO监管“玄学”化的另一后果就是人为控制上市数量，股票市场发展受到压抑，阻碍了直接投资，加之极少退市，A股不可避免“筹码化”，价格结构性虚高，乱象频仍，扭曲了资源配置。

A股总体效率不高，劣币太多，优化机制失灵，说存在系统性风险有点夸张，但缺乏健康市场必备的弹性和自纠能力。这种情况下推出一个新板块，对A股可能会有以下增量效应：增加了一些存量标准下无法上市的类型公司，不排除其中会有新动力、新龙头，这是大概率事件；在科创板范围形成一个新的资本市场微生态，这不好说，监管者、公司土壤、中介机构、投资群体、法律环境依旧，以前他们在一楼抽烟喝酒、赌博偷钱，搞得乌烟瘴气，换到二楼就规矩啦？整体改变A股局面，这有点难，因为目前只有零打碎敲的措施，未见A股整体制度安排；最不希望出现的就是增量迅速存量化，科创板被A股同化、消融（创业板就是先例，新三板等而下之），惟叶不似，其实味同，那就白忙了。

 注：本文首发《财新周刊》2019年第08期，文章原题为“科创板能改变A股吗？” ，此为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