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三季度宏观经济指标（国家和地方）相继公布，中国最新经济表现在海内外舆论尤其自媒体中引起了热议：大致有数据分析和切身感受两大门派，两者往往矛盾、争执乃至互怼。数据有数据的逻辑，感受有感受的道理，很难说服对方，就像一场战争，元帅有元帅的视角，士兵有士兵的视角，都真实，都不真实。宛如人体健康与体检报告、公司经营与财务报表、经济状况与宏观指标（如GDP等），它们之间有无对应关系？有点但并不完全，没指标就乱了，全靠指标也有麻烦。

鉴于SNA（国民账户体系或国名经济核算体系）日趋繁复，统计手段愈加脱离直观感受，处理工具不断抽象化、数理化（人为的编造姑且不谈），我们现在描述宏观经济状况也只能依据官方公布的指标如GDP、CPI、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等等，因为尚无更好的替代。抛开量化纠缠，定性地描述，中国经济第三季度减速是不争的事实，争议的只是减速的程度、原因等等。6%就是6%，它强于4%，但逊色于先前的8%，怎么分析都不会改变4、6、8之排序。

相对于实际产出GDP等，财政收入减速乃至绝对量下降更快，原因就在于其对经济运行的边界效应更敏感，加之持续的减税降费政策，房地产行业进入下降周期等，使得各级各地财政收入普遍下滑。全国而言因基数大、腾挪空间多，眼前尚无虞，而某些地方，基数本就可怜，受异常因素影响，马上就面临入不敷出的窘境。日前媒体报道，南方某市，对其财税贡献最大的某上市公司陷入困境，导致当地财税锐减，其党政领导要求“发起抢收总动员、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加大财税征管力度、做到应统尽统、应收尽收”云云，这实属短视，对当地经济非常危险。

首先要明确，并不存在所谓客观、准确无误的“应收”税费，因而“尽收”也无从谈起。普遍而言，实际税率和名义税率间肯定存在差距，中国尤其明显。考虑到征收的困难、成本以及对现实经济生活的冲击，在设定名义税率时会设置的偏高，也就是有意设定一个较宽的税基，但实际征收会打折扣，这就是现实的逻辑和真理。比如税基是100，征收70%，实际税收是70，那么“应收”是多少？100或70？当然是70而不是100，如果税收当局非要“尽收”，亦即征收从70%提高到100%，那么有意偏宽低税基就得从100降至70。税收理论的逻辑分析或许对某个地方政府毫无意义，但就是基于实际利益，也不能出此下策。突击式的“抢收总动员”，如果非干部任期原因，那肯定是引鸩止渴，因为这是一次性的，不堪重负的企业肯定会大规模迁移，无法迁移的企业只能走向萧条。“尽收”倒是实现了，“应收”则趋向零，奈何？结果是政府、企业双输局面。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中国、希腊古先贤的寓言故事再形象不过描述了此等近乎笑料的蠢事。当然，地方政府没有我们敲键盘这么轻松，需要面对行政刚性支出，鉴于地方政府发债几无可能，尽量压缩无谓的形象、政绩支出，同时寻求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以渡难关、谋求可持续的税基才是正道，而这有赖于当地经济良性发展，压榨企业断不可取。

一叶知秋，“一叶”不值得细致分析，“秋”倒需认真琢磨，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宏观经济管理政策“逆周期”是化境，但很不幸多数政策最后都沦为“顺周期”型，不但没有熨平周期，反而加剧了波动。财政政策尤其如此：景气时，企业和政府都不太在意税费那三瓜俩枣；萧条时，政府对财政收入依赖更强，而实体经济对税负的边际“痛苦效应”也更敏感，些许税费都会是压垮双方的最后一根稻草，稍不注意就会陷入“零和”乃至“双输”博弈。中国经济面临相当大的下行压力，而经济较高增长既有现实的需要，更是未来的寄托。因此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可避免，但受制于宏观负债率（想象中的杠杆率？）高企和汇率牵制，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已然不大，供给侧的制度改革、经济效益改善远非朝夕之功，咄嗟可办只剩财政政策。

但麻烦在于，经济下行时的积极财政政策面临两难。财政政策工具不外乎：收入（税费）、支出（公共支出）、债务变化（国债市场）等，关于中国的名义赤字率什么水平合适一直有争议（其实就是货币当局和财税当局在争），扩大债务暂且不议，故财政刺激就剩下了减税及增加政府公共支出，要“减收增支”，而经济下行时财政收入本身就处于下降趋势，如何进一步“减收增支”？为刺激投资和消费，涉及企业、居民的税费仍需进一步下降，中国政府的行政性开支几乎是单向刚性，历次尝试压缩都无功而返，不反弹已属万幸。只有从政府收入结构入手，因为支出是当期的，收入考量更类似企业现金流分析。简言之，结合中国近年的财政收支（广义）状况，如果希望减轻企业、居民的税负，维持支出刚性且为公共支出留有一定空间，只能将重点放在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土地出让金两方面。关于国有资本的经营：弊端首先是ROE太低，非金融国企资产回报率大致只有非国企的60%左右；其次是分红率更低，因为代理人原因大部分可分配利润留存在国企自身，没有回流补充财政；再则，中央和地方层面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国企，可将其一部分推向市场，加大国企产权转让收入。关于国有土地出让金，必须和中国城市化结合，中国想真正跨进高收入阶段，彻底摆脱部分人口贫困状况，提高社会整体保障水平，大规模、高质量的城市化是有效途径，而中国的人口、土地资源禀赋决定了其城市化必须是相对集中式，而不是小城镇、田园牧歌型的，除所谓一线城市外，中国1000万人口量级的区域中心城市太少，综合水平不高，支撑能力有限，这还牵涉到宪政的纵向结构这个长治久安大议题，需高度关注。城市化过程中国有土地出让金就是政府的一个有效杠杆，用得好能事半功倍。这两方面经济效应都是扩张型的，且能极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活跃投资环境，轻徭薄赋，与“鱼”休息，安知鱼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