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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Z的困惑

不见WZ有日子了。如今当官、做生意的人有段时间联系不上非佳讯,于是致电WZ,没什么惊奇他在公司。WZ(Wu Zong伍总,伍是岭南大姓,但伍的资产在岭南算不上大,中等规模而已。10多年前笔者“无端来作岭南人”就与伍君相识,算是老朋友。伍功利性不很强,天生也非性情豪爽一类,这限制了他财富扩张,但祸福相倚,也替他省却不少麻烦,近来“反腐风暴”本人尚平安即是佐证。从“比较福利”或“相对感觉”来推测,平安的伍应该心情不错,但见面发现非也,我以为他多少“有事牵连”,细问发现不是,而是“太闲、太闷、不知道以后怎么做”。闲是真的,往年圣诞到元宵,是伍一年最忙的时候,聚会、活动、请客送礼,与他见个面都紧张。伍既感叹被基层小吏所困,不胜其扰、啧有烦言;又会为请到某个“高官大人物”而炫耀,兴高采烈、忘乎所以。这是他固有的政商互动模式,持续N多年,基本管用,如今倒是消停了,但伍也困惑了:以后怎么办?

政商关系在中国不是新事: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结合当时中国政治版图,这大致类似当今移民海外;吕不韦,“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类千金。”,后来看不上耕田之利和珠玉之赢,要去搞无数倍的立主定国之赢,形式上几乎成功,但最后落得个“恐诛,乃饮鸩而死”;卜式,“时汉方事匈奴,式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式复持钱二十万与河南太守,以给徙民。…(汉武帝)乃召拜式为中郎将,赐爵左庶长,…上由是不悦式,以兒宽代之。式以寿终。”,破财从政,命算是保住了;沈万三,有说明朝压根没这人,流行的说法是“沈万三,巨富,称江南第一家。朱元璋建都南京,召见,令岁献白金千锭,黄金百斤。甲马钱谷,多取资其家。其后以罪发戍云南…”,糟糕的结果。政商互动非中国独有,洋人也一样:竞选捐款,政府(地方/国家)和跨国巨头打官司、逃税、追税,大量的企业Lobby、公关等等,喷狗血、撒鸡毛的情节也常见,但基本是公开的,规则明确,有舆论监督,且大致有个游戏边界,不至于弄出人命来。

新中国成立,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农业合作化、手工业集体所有制、工商业公私合营)后至今约60年,时间上可大致分成前后两半,前半段没有严格意义的“商”,无所谓政商关系(计划模式下的公有制经济不存在政商互动),后半段随着非公所有制、市场经济的发展,问题逐渐显现。关于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规模,官方从未公布过统计意义上的数据,只能推测。据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告第一、二、三号(国家统计局2014年12月16日):2013年末,全国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1085.7万个、企业法人820.8万个,法人单位从业人员35602.3万人,企业资产总计466.8万亿元;其中小微企业785万个,小微企业从业人员14730.4万人,小微企业资产总计138.4万亿元;820.8万个企业中,私营企业、其他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四类合计626.3万个;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不完全口径上述四类企业合计15552.5万人。鉴于小微企业中绝大多数为非公企业,非小微企业中也有部分非公企业,四类企业基本属非公企业,四类外的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也有相当部分是非公成分控股或控制的,简略估算:2013年末,中国非公企业超过700万个、资产接近200万亿元、从业人员大致2亿左右。如此庞大群体,掌控着巨量资产,有利益诉求很正常,应该重视,当然他们的诉求未必都正当、正当也未必都能满足,关键是要有互动机制。目前虽然有一些相关组织协会,但基本是半官方衙门,无法构建真正的互动平台,迫切需要公开、规范的制度供给跟上,这里当然包括大规模的政府简政放权。缺乏正常供给,需求依然,就会以灰色、乃至非法方式寻求满足,其他阶层也有诉求,但“商”这个阶层特别,他们掌握大量经济资源,不公开、无规则可能把原本的集体行为扭曲成个别人士间的私相授受,极易带来腐败现象,导致政商双输局面。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极大震慑了中国灰色、非法的政商互动模式,完全必要。但政商互动的需求仍然客观存在,必须正视并提供公开、合法的渠道,这才是治本之道。否则,WZ只会继续郁闷困惑,“商”的命运也只能如中国古老历史所展示的那样钟摆往复,难逃宿命,只好鼓角灯前老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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