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WZ有日子了。如今当官、做生意的人有段时间联系不上非佳讯，于是致电WZ，没什么惊奇他在公司。WZ（Wu Zong）伍总，伍是岭南大姓，但伍的资产在岭南算不上大，中等规模而已。10多年前笔者“无端来作岭南人”就与伍君相识，算是老朋友。伍功利性不很强，天生也非性情豪爽一类，这限制了他财富扩张，但祸福相倚，也替他省却不少麻烦，近来“反腐风暴”本人尚平安即是佐证。从“比较福利”或“相对感觉”来推测，平安的伍应该心情不错，但见面发现非也，我以为他多少“有事牵连”，细问发现不是，而是“太闲、太闷、不知道以后怎么做”。闲是真的，往年圣诞到元宵，是伍一年最忙的时候，聚会、活动、请客送礼，与他见个面都紧张。伍既感叹被基层小吏所困，不胜其扰、啧有烦言；又会为请到某个“高官大人物”而炫耀，兴高采烈、忘乎所以。这是他固有的政商互动模式，持续N多年，基本管用，如今倒是消停了，但伍也困惑了：以后怎么办？

政商关系在中国不是新事：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结合当时中国政治版图，这大致类似当今移民海外；吕不韦，“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类千金。”，后来看不上耕田之利和珠玉之赢，要去搞无数倍的立主定国之赢，形式上几乎成功，但最后落得个“恐诛，乃饮鸩而死”；卜式，“时汉方事匈奴，式上书，愿输家财半助边。…式复持钱二十万与河南太守，以给徙民。…（汉武帝）乃召拜式为中郎将，赐爵左庶长，…上由是不悦式，以兒宽代之。式以寿终。”，破财从政，命算是保住了；沈万三，有说明朝压根没这人，流行的说法是“沈万三，巨富，称江南第一家。朱元璋建都南京，召见，令岁献白金千锭，黄金百斤。甲马钱谷，多取资其家。其后以罪发戍云南…”，糟糕的结果。政商互动非中国独有，洋人也一样：竞选捐款，政府（地方/国家）和跨国巨头打官司、逃税、追税，大量的企业Lobby、公关等等，喷狗血、撒鸡毛的情节也常见，但基本是公开的，规则明确，有舆论监督，且大致有个游戏边界，不至于弄出人命来。

新中国成立，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农业合作化、手工业集体所有制、工商业公私合营）后至今约60年，时间上可大致分成前后两半，前半段没有严格意义的“商”，无所谓政商关系（计划模式下的公有制经济不存在政商互动），后半段随着非公所有制、市场经济的发展，问题逐渐显现。关于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规模，官方从未公布过统计意义上的数据，只能推测。据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告第一、二、三号（国家统计局2014年12月16日）：2013年末，全国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1085.7万个、企业法人820.8万个，法人单位从业人员35602.3万人，企业资产总计466.8万亿元；其中小微企业785万个，小微企业从业人员14730.4万人，小微企业资产总计138.4万亿元；820.8万个企业中，私营企业、其他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四类合计626.3万个；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不完全口径上述四类企业合计15552.5万人。鉴于小微企业中绝大多数为非公企业，非小微企业中也有部分非公企业，四类企业基本属非公企业，四类外的联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也有相当部分是非公成分控股或控制的，简略估算：2013年末，中国非公企业超过700万个、资产接近200万亿元、从业人员大致2亿左右。如此庞大群体，掌控着巨量资产，有利益诉求很正常，应该重视，当然他们的诉求未必都正当、正当也未必都能满足，关键是要有互动机制。目前虽然有一些相关组织协会，但基本是半官方衙门，无法构建真正的互动平台，迫切需要公开、规范的制度供给跟上，这里当然包括大规模的政府简政放权。缺乏正常供给，需求依然，就会以灰色、乃至非法方式寻求满足，其他阶层也有诉求，但“商”这个阶层特别，他们掌握大量经济资源，不公开、无规则可能把原本的集体行为扭曲成个别人士间的私相授受，极易带来腐败现象，导致政商双输局面。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极大震慑了中国灰色、非法的政商互动模式，完全必要。但政商互动的需求仍然客观存在，必须正视并提供公开、合法的渠道，这才是治本之道。否则，WZ只会继续郁闷困惑，“商”的命运也只能如中国古老历史所展示的那样钟摆往复，难逃宿命,只好鼓角灯前老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