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岁末，种种迹象显示，北京大学创办20多年的方正集团风雨飘摇，有点多事之秋的味道。

方正集团有关人员是否有触犯法律法规行为，其下属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信息披露缺陷等大众疑惑问题的澄清有待时日，但方正集团演变至今令人感慨，反思可从多个角度，本文仅从产权结构谈谈。

据北大官网，2002年北京大学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2001年11月1日下发的“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规范校办企业管理体制试点问题的通知”（国办函[2001]58号）精神，成立北京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成为建立北大校办企业清晰的产权关系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所属方正集团北京北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70%、管理层持股30％。时髦地说，方正集团是典型的国有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实现了混合所有制下的企业员工持股，形式上构成了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共同体。但残酷现实是：典型已沦为坏的典型,利益共同体则是乌托邦。

按现今主流提法，在中国推行混合所有制，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有利于国有资本和其他民间资本在公司内部实现同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公平受益。这提法理论上当然可能成立，具体到方正集团，假设存在一个公司效用函数C，则希望如下公式成立：C(70%北大+30%管理层)〔C（70%北大）+C（30%管理层）〕，通俗讲就是希望经混合后单位产权收益会提高，方正集团自身不是公众公司，无法获取其公开财务信息，但从舆论质疑和北大官方沉默态度看，情形恐不美妙。如果混合后单位产权收益没有提高（当然混合因素外其它增长因素贡献需扣除），那么“被混”的北大和“求混”的管理层所为何来？坊间疑虑也由此产生，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混合价格的公平。混合是不同主体间的交易，交易就存在价格，因一方是国有，价格的公平就凸显成为敏感话题。方正集团的产权变更是存量混合，也就是方正集团已成立相当时间后管理层才加入，估值问题更为复杂：是否聘请了合格、无利益关系的中介机构？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公开程序？是否客观考虑了“北大”的社会溢出效应和品牌价值？公平不仅是形式上的，更是实质上的，混合时30%管理层已是内部人士，如何保证信息的对称性？如何避免他们通过“协议外的协议”排斥其他机构？

混合运营的公平。企业混合后希望运营获取最大利润供各方按法定比例共享，这是正道，也是理想状态。作为混合主体的方正集团本身经营业务不多，多是通过投资行为体现意图，于是各种资产交易成为其“主营业务”，这样一来交易的公平成为焦点。如果交易X能带来利润P，且P完全归于方正集团，正常；如果通过特定的安排，交易X能带来利润P=P1+P2，P1归于方正集团，P2归于莫名其妙的利益相关者，蹊跷。如果混合方、交易方均是非公主体，且特定安排不会带来实质税收改变，公众无需也无权质疑，但方正集团70%属北大，是国有资产，公众关切正常。方正集团自混合以来进行了众多眼花缭乱、匪夷所思的资产交易，没有公开信息，难免疑窦丛生。

政商套利的工具。必须承认，中国目前政策环境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实质上存在不公平，方正集团名义上国有控股性质能带来“政策红利”不言而喻，加之北京大学的影响力，一些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基于“政治正确”等因素考虑，在交易上充分给予便利，至于这种便利北大能否得到/按比例得到收益，基本就无人关心了。更值得警惕的是，鉴于混合的实际失控，一些权贵出于私利，将其作为大肆敛财的新型工具，手法更为隐蔽，对国有资产和总体营商环境破坏性更大。

高校办企业的必要性。方正集团和其他国有企业不同，其国有控制人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而是高校——北京大学，高校办企业在中国一直存有争议。据上述58号文，当时的国务院体改办和教育部在2001年10月9日“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规范校办企业管理体制试点指导意见”中就指出：“随着高校校办企业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校办企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开始暴露出来，突出表现在校办企业产权关系不顺、学校直接承担企业运营风险，管理体制不规范、学校对企业行政干预过多，经营性资本难以自由流动、缺乏投入撤出机制，等等。”10多年过去了，老问题没解决，又出现了新问题，治丝而棼。有人说美国大学也办公司，但这和中国高校办企业还是有差别：美国有基金会的大学800多所，私立居多，行为主体没有所有制上的套利空间；资金来源多是捐赠（捐赠产生的收益本源还是捐赠），没有动用公帑；有一套类似基金的规范管理模式；基本限于较广义的资本市场投资，不参与具体运营。现在看58号文精神或有方向性调整必要，北大、清华不办那些屡招议论的公司并非坏事，开拓办学资金来源有更多规范渠道，卿本佳人，好自为之。

中国国有企业设置目的不明、体量庞杂、运行效率有待提高，确有改革必要，但改革一定要有清晰可行的措施，否则不但解决不了原有弊端，还可能产生新的问题，北大方正即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