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管基金又一个项目投资失败了，又一个说明不是第一次。投资和人类其它活动一样，心理上大家都倾向多谈成功鲜言失败：智勇双全，过五关斩六将，风光无限天天讲；至于徐公明大战沔水,关云长败走麦城则不愿提及。但现实哪有那么高成功比例？世间事不如意者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这个项目失败基本属非战之罪，这可以说是托辞，但正因如此叙述少些顾忌。

大概两年前，基金投资了一个项目：项目所处行业是一个当时和现在都很热门的领域；创业者A君70后，年龄适中，做市场出身，长袖善舞，本性尚属正派；估值基本合理，企业和我们投资的规模不大也不小，已不属创投但IPO还早，计划运营观察几年再做打算。投资后企业基本按当初预想发展，已有新一轮投资者感兴趣积极跟踪，估值比我们投资时明显上升，种种迹象显示一切正常。

该项目步入正轨后与A君见面不多，最近A君突然致电希望面谈，我放下电话有种不祥预感，经验告诉我：好消息人们多会电话直接告诉你，需面谈的往往不是好消息。但与A君一番长谈下来，给我冲击超预期，中国社会现实的丰富性和戏剧性超出了我的想象、估计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我们面谈前的春夏之交几个月，A君经历了其人生前所未有的煎熬，不过不是源自企业正常的业务发展。

先是，A君春节期间参加了B官员“最后的饭局”，饭局后没多久B官员事发被查。A君和B官员本属朋友的朋友，彼此并无直接往来，但A君素喜交往，参加了“最后的饭局”，被有关部门找去了解情况，A、B之间并无权钱交往，对A君仅限于了解核对一些相关信息，但这对A君也是平生第一次，吓得够呛。不久，A君惊恐情绪尚未平复，C官员被查之事又牵扯A君，调查人员到公司带走A君，这次就不像B的事件那么简单。C官员所管领域直接涉及A君公司的主要业务，A、C认识交往时间很长，除平时帮忙报销一些票据外，在我们基金入股前，C官员向A君借过一笔钱，名义说是借但无借据也一直没还。调查人员认定是C官员的受贿（索贿？），一通调查取证把A君搞得心惊胆颤，经常一个人在床上通宵达旦看星星、数绵羊。好在基本弄清楚，A君的那点借款（受贿、索贿？）金额，占C官员涉案金额估计百分之一都不到，对A君而言积极配合调查的话后果并不严重。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随后不到一个月，D总的事又牵涉A君。D，某国企老总，A、D曾商议合作从事D总所管领域业务，但我们基金否决了此设想，否决的原因倒不是我们有什么先见之明，只是觉得拟合作业务与A君企业原有业务相差太远，怕模糊主业。合作未能开展，防止了A、D的实质往来，但D家办喜事时，A君作为一般人情往来送了红包，D总事发，调查取证又涉及A君，短短几个月，A君已“三进宫”矣，所幸与D总的事毕竟相对简单，应对不太难。但A君噩梦还没完，老E，某实权人物，大概是A君远亲，平时对A君多有提携，前不久卷入一件蹊跷的嫖娼窝案，案发职务不保。此事对A君并无直接影响，但间接心理打击不小。

会面过程A君未有一言提及公司业务状况，完全投入地絮叨自己奇葩的经历，我得承认我也惊着了，我反复空泛地安慰A君后，并且出于投资者的职业反应询问了公司的经营状况，A君意兴阑珊，勉强鼓起精神谈了一些，总体还正常。一番周旋，A君道出了面谈的关键：他下决心要移民海外、远走他乡。该企业对A君依赖程度相当高，A君离开肯定没法运营。我耐心劝慰：几件事件只有C算有实质问题，好在调查人员已有明确态度，估计不会过于麻烦，一切都会过去，就当上堂课吸取教训，公司前途仍然光明。我的劝慰基本无效，A君只是摇头叹气，不置可否，看来他运营企业的信心和兴趣已荡然无存。虽然从我们签署的文件等技术层面看，基金或许还有一些挽回手段，但我明白，本质上基金该投资已失败。最后A君主动提出，我们的投资他设想按固定收益方式归还。

A君的经历恐属小概率事件，未必有典型性，但抽象看，类似事件当不在少数。涉及的B、C、D、E，按体制内复杂的级别换算函数，均属“厅官”，“老虎”肯定谈不上，“苍蝇”似乎小瞧了他们，算是“硕鼠”量级？或许他们更有抽样代表意义。无论中南海出于什么考量，整饬吏治、摒绝奢靡都值得欢迎和期待，但是随之而来的冲击波并不会仅止于政府行政体系内，外溢的风浪一定会波及到企业当然间接也会波及企业投资者，政商关系在中国是个欲说还休的敏感话题。风险已经显现，或许是需要面对的另类“调结构”。说反腐会危及经济是诛心之论，但抛开道德法律仅工具性评估对宏观经济影响，因制度变迁是缓慢的，长期利好的制度安排，不排除短期内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抑制作用，这与下行经济周期形成叠加效应，此轮振兴难处或在此，主政难，营商不易啊！当然事到万难需放胆，也许就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