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指标引起关注：上半年GDP26904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4%，其中一季度同比增长7.4%，二季度同比增长7.5%。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始终是敏感话题，中央政府为稳定经济增长殚精竭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微刺激等等，各种工具用了不少。但有一个有效工具被遗忘了，就是解除A股IPO压制。理论上股票发行不该异化成宏观调控的工具，但中国现实扭曲压抑，将其恢复到常态就能释放出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力。

A股市场20多年，IPO问题上，1999年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是分水岭，此前是行政审批制，上市有指标额度控制，典型的计划模式。此后《证券法》明确要求股票发行实行核准制，除《公司法》、《证券法》明确规定的发行标准和上市标准外，监管部门不时增加、调整发行审核所需其他条件，实际是监管部门掌控，说复杂极其复杂，可列举无数法律、财务方面术语，说简单也相当简单，就是监控（实质审批）IPO的质量、数量和价格。往事不提，仅说当下。就IPO质量而言，目前IPO排队企业，经过了空前的首发公司财务会计信息专项检查，包括发行人及中介机构自查、发行审核部门对自查报告进行审阅、证监会组织经验丰富的会计师进行抽查三阶段，质量应该说有明显提高。严把质量关总是对的，当然也要避免琐碎主义。价格，目前定价关键是发行市盈率不高于二级市场行业平均市盈率这条红线，其充满争议，有人认为应该市场定价，原则没错，但A股市场活动主体是否真正秉持市场原则？以前实行市场询价，结果都是天价、超募，桌面下充满非市场乃至非法的行为，结果是“伪市场价”。目前定价机制肯定不理想，但鉴于中国现实，属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如果说A股IPO质量和价格管理虽不理想尚可接受，其数量控制就毫无逻辑且贻害不浅。一方面，监管部门宣称：发行节奏更加市场化，新股发行的多少、快慢将更大程度由市场决定，新股需求旺盛则多发，需求冷清则少发或者不发。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又断言：为做好当前新股发行工作，稳定市场预期，我会于今年5月明确：从6月到年底，计划发行上市新股100家左右，并按月大体均衡发行上市。目前发行市场火热，监管部门如认为正在排队企业质量尚可，就应放开数量调控，加大发行力度，这样才能理顺机制。只有充足的供给（放开发行）才能拟制需求（认购），平抑价格，使发行价格接近市场均衡水平，真实反映股票市场供需。目前这种计划安排，人为形成“饥饿营销”效应，不但扭曲了资本市场本质，从宏观经济层面看也压制了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稳增长关键难题之一是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尤其是小微企业面临融资壁垒，此前央行煞费苦心推出的两轮定向降准大概能释放流动性1900亿元，但是通过商业银行释放的流动性多大比例、多长时间、什么价格能传递到实体经济难料。反观A股IPO市场，有逾600家在排队，假定500家能1年发行完毕，以每家平均首发融资5亿元计，可直接向企业注入2500亿资金，资本补充不存在财务费用，和商业银行多属流动资金贷款相比，资本补充使企业在固定资产购置和技术创新投入上更从容，业绩压力会使上市企业注重扩张，向产业链上下传导，上市财富效应是创业的最好牵引器，会鼓励更多创业，A股IPO通畅会激活创投、PE投资，向合格微小企业注入资金，推动经济增长乘数效应明显。而且上市集资是存量资金配置调整，不会带来通胀压力。对中国股票市场本身而言，能在短时间解决IPO积压排队，会使A股IPO走向自我均衡，解决因为管制IPO数量带来的IPO定价矛盾，为尽快推进注册制创造条件，一举多得，监管者为何吝惜？主要顾虑之一可能是股票指数，担心IPO扩容会冲击二级市场，这种看法似是而非。A股最近一次IPO暂停期间，股指并未上涨，影响股指的因素很多，在其他条件相似时扩大股票供给增量是否一定会引起股指下降需具体分析。按目前A股IPO定价机制，增量的股价和可比存量的股价是相同的（市盈率），理论上应该不会导致二级市场价格下滑，投资者偏向新增股票，一个原因是人为管制IPO供给带来的新股收益预期，另一个可能原因就是存量股票隐藏更大风险，这涉及一个从广义上说也属IPO的问题：逆向IPO或退市。正常状态，合格的企业上市、不合格的企业退市，流水不腐，市场选择，但中国的IPO政策，如果说上市是过度管制，那退市功能则几乎完全丧失，相当数目“僵尸公司”残喘于A股市场，加大了市场系统风险，无效吸纳了大量资源（包括宝贵的资金），宏观上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拖累。

总之，消除行政对A股IPO的压制、恢复股票市场本来面目，会对中国经济增长起积极作用，是一项标本兼治的好办法。股票市场（包括IPO）是一项资源配置、交易的商业服务（全球大多交易所是上市公司），当然和一般商业服务相比，其公共属性更强，鉴于中国特殊原因，政府管理可以理解，但千万要注意，其本质是服务而不是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