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关于输出供36个月以下婴幼儿食用配方奶粉新法例实施1周后的某天，笔者从香港过境深圳。这是人流较少的一个口岸，往常香港方工作人员很少，香港基本是自由港，对离境货物（军火毒品除外）限制很少也不查验。现在则如临大敌，近10名制服海关人员忙碌异常，虽未明言相信目标是配方奶粉，有点戏剧性。过罢关，莫名其妙联想到19世纪的鸦片：它们都是消费品，同属贸易品，都涉及法律问题，没有鸦片引起的战争及中英1842年《江宁条约》（《南京条约》）也就没有今日意义上的香港，当然也无需查验奶粉了。

以纺纱机、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从18世纪80年代左右出现在英国，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了《国富论》，宣扬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大卫·李嘉图1817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讨论国际贸易问题，提出了比较优势贸易理论。但工业革命搞了半世纪的英国，其自由贸易的招术对清朝却不太好使，或者说对清朝并无比较贸易优势，见下表。

1760-1833年中英正常贸易概览

注1：基本数据源自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重新编类；

注2：英国包括印度在内；

注3：港脚商人（country merchant）主要指经东印度公司特许从事对华贸易的印度私商。

如表所示，中国呈明显出超（贸易顺差），具体14个统计时段，12个中国出超，2个中国入超。船员私人和港脚商人对中国均为顺差，据此东印度公司管理也是私货优先泛滥。形成该结果的原因在于产品结构：输入中国货物来自英国本土和印度，前者主要是毛织品和金属品（呢绒、铅料、锡料、铜料为主，少量金属制品如刀子、钟表等，没有机器），后者以印度棉花为最大宗；中国输出货物以茶叶和生丝为主，两者合计占东印度公司自中国输出货物金额95%以上，1760-1764年5年间，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了42065担茶叶，1830-1833年4年间则进口了235840担，增加了4.61倍。可见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并未表现出对华贸易优势。中国人的餐桌可以无需英国产的刀叉，但英国人的餐桌则离不开中国的茶叶。有人指责中国贸易管制导致了顺差，道光皇帝当然不会搞自由经济，但在贸易专营管制上英国指责清朝基本是“驴笑马脸长”，广州好歹有“十三行”，英国对华贸易则是东印度公司一家的买卖。

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都未动摇中国在茶丝国际贸易上的优势和能力，中国基本是世界市场上唯一的茶叶供应国和最大的生丝供应国，直到19世纪70-80年代，随着印度/锡兰红茶（茶种窃自中国）、日本绿茶的崛起以及日本缫丝业的飞速发展，加之苏伊士运河开通（1869年）、伦敦-香港/香港-上海海底电线营业（1871年），贸易运送方式、信息传递、资金结算等技术手段上的革命，综合起来改变了中西贸易的格局，中国在茶丝国际市场的领导地位才旁落他人。

虽说那时英国如今日美国般拥有世界霸主地位，但那是贵金属货币时代，没有信用货币，没法搞诸如Q3、Q5之类货币量化宽松，面对贸易逆差只能靠输出白银平衡，终非长久之策，以何物来换取中国货物呢？英国人想到了鸦片。鸦片传入中国很早，据说张骞凿空西域时就带到中国，唐朝有药用记载，但大规模输入始于18世纪末。因为走私庞大，加之鸦片贸易并不光彩，所以输华鸦片数量难以统计、说法不一，严中平等的估计如下：

1795-1838年间中国鸦片进口量的估计（单位：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