捅捅人口马蜂窝，不知后果会如何。

    1.中国现代人口领域有两个马蜂窝：一胎政策；（1959-1961年）3年人口损失（姑且如此定义，比通常所言超正常死亡更广泛，下详）。后者尤具争议，其成因分析和教训总结可从众多学科角度乃至不同政治立场展开探讨争论。但数字梳理是个技术活。

2.中国不是一个擅长“数字管理”的国度，近代几次大的灾荒、战争带来的人口损失基本是糊涂账、迄无定论，如：太平天国战争、光绪“丁丑奇荒”、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二战中国人口绝对损失肯定超过犹太人，但对日本军国的清算不如对纳粹德国，一个小小的技术原因就是中国拿不出如犹太人那般精确的被屠杀数字）。鉴于此，3年人口损失有争议毫不奇怪。

3.样本采集五花八门：有的用局部资料乃至文学色彩的作品；有的用宏观统计信息；有的用官方数据，有的则排斥。不管哪种方式，只要科学运用，总能说明一些问题。胡适的父亲胡传亲历过“洪杨起事”（太平军），他对家乡皖南遭受损失的记述，同为安徽人的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译注时就认为其描述的死亡比例不可靠。至于官方与否，坦率说49年后大陆人口根本上只有官方数据，地方、海外的数据源头基本也是官方的（不同层级、渠道罢了）。

4.数据样本来自公开出版的“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3局），基础数据见附录。

1982年、1990年和2000年数据为人口普查数据，1987年、1995年和2005年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1982-1989年和1990-1999年数据分别根据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调整，总之1982年及以后数据可靠性更高；出生率=年出生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死亡率=年死亡人数/年平均人数×1000‰，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式中：出生人数指活产婴儿，即胎儿脱离母体时（不管怀孕月数），有过呼吸或其他生命现象；平均人数指年初、年底人口数的平均数）；对官方人口数据（尤其是3年数据）不少人有疑虑，我感觉某些比例数不可靠，但年底数据连续自洽性还可以，当然如果解密了资料当予以修正。

5.从数据看，总体上，除3年外：出生率波动地倾向下降；死亡率下降趋势更清晰；自然增长率上下波动，自80年代中期开始明显下降。人口增长来自于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跨境迁移为主），同中国人口总数相比49年后移民（进出差额）的比例可忽略不计（笔者计算了1949-2008年的相应数，80年代以后上述假定几乎完全适用，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误差较大，估计原因并不是有大量净移民，而是数据处理存疑）。自然增长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3年人口异常既体现在死亡率上升（超正常死亡，指数量上超出正常水平的死亡，本文未采用惯常的非正常死亡提法，以免联想到死亡方式，而正常水平年份也会有奇特的死亡方式）也体现在出生率下降（原因复杂）。

6.人口在3年间受到了非正常因素的干扰，假定干扰为X，由于干扰结果是负面的，为形象见我们假定被干扰后的人口是P(N-X),无干扰（正常状态）人口是P（N）,试图分析的是人口损失L=P(N)-P(N-X)。需要说明历史的现实是P(N-X)，P（N）是一种假设的历史，它并不存在，所以不可能得到准确数字，只能推算。正常和干扰的出生率分别是B(N)、B(N-X),死亡率分别是D(N)、D(N-X)。B(N-X)和D(N-X)就是表中实际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假定B(N)和D(N)为前3年（1956-1958年）平均数（较接近假定状态，不用后面接近年份平均数原因下叙）。

7.关系推导。P=上年底人口数，P1=当年底人口数，G1=当年人口增加数，B=当年出生率，D=当年死亡率，N=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B-D）假定当年人口增加数全来自自然增长（忽略移民影响），即P1=P+G1，

G1=[(P+P1)/2]×N，可推导出G1=[N/(1-0.5N)]×P。这个办法只需使用1958、1961年年底实际数并加以比较即可，尽可能避免存疑数。

实际计算结果如下：

G(1959)=1355万,

P(1959)=65994+1355=67349万,

G(1960)=1383万,

P(1960)=67349+1383=68732万,

G(1961)=1411万,

P(1961)=68732+1411=70143万。

70143万-实际1961年底数（65859万）=4284万。

3年人口直接损失4284万。

8.因素分析。4284万是3年人口理想状态和现实状态的差额，我们称之为人口损失，但它并不全是超正常死亡，构成的因素包括：

a)死亡率上升,基本可归于超正常死亡；

b)出生率下降，这相当复杂，至少可分解为

  1)育龄人口的超正常减少，可归于超正常死亡；

     2)因为X干扰，孕期流产率上升，没有形成活产婴儿，无法归到死亡率上升中；

  3)因为X干扰，怀孕能力下降；

  4)因为X干扰，怀孕意愿下降（这可能涉及到人类自身的调节）；

  5)其它。

3年人口损失4284万，量化分析发现自然增长中基于出生率下降因素2160万，基于死亡率上升因素1366万，自然增长外不清楚因素758万（是指按实际出生率、死亡率计算数和实际年增加数的差额，如果忽略移民原因，估计主要原因是人为扭曲数字带来的）。基于死亡率上升因素的1366万可归于超正常死亡，假设把不清楚因素758万也归于超正常死亡，合计2124万，基于出生率下降因素2160万中也有部分可归于超正常死亡，但b)中因素无法量化分解。

9.后续效应。3年过后，死亡率立刻降到正常水平，但出生率却猛烈反弹，不但超过正常水平，且创下了出奇的历史最高（1963年），这基本是上述b)中2）、3）、4）因素在排除X干扰后的反弹，如果仅是因素1）不会如此（死亡无可逆性）。简单推算，后4年（1962-1965年）出生率强烈反弹，以37‰为基准（这个出生率已相当高），假定超出部分为超正常反弹，4年累计超出9.4‰，以7亿的基数估算有658万，也就是说在死亡率等其它条件相同情况下因为出生率超高超生了658万，这是对3年人口损失的反向调节，如3年正常，后4年估计不会超生658万。综合人口损失4284-658=3626万。虽然和4284万相比，3626万中超正常死亡比例更高，但也无法把3626万全归为超正常死亡，常识告诉我们上述反弹的系数应该小于1。

按照官方数据和给定假设，1959-1961年人口损失4284万，无法估算其中的超正常死亡数，考虑1962-1965年的猛烈调节式反弹658万，历史地看人口损失3626万。敬请指教。

附录：人口基础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