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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和转基因

大历史是黄仁宇的发明,转基因更是相当专业,均非笔者能置喙,下面仅当闲扯。

中国虽然一直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历史数字一直充满争议,大致的估计见下面二图:

据何炳棣分析,从公元1000年开始,中国粮食生产出现过两次巨大变革:第一次11世纪初开始,两宋以来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南方人口密度的上升,对粮食提出了新要求(或者说粮食变革为人口增加提供了条件),大量引进早熟稻(保证两熟),如“占城稻”、“江西早”、“湖广早”等,副作用就是浙江、江西、湖广一带湖泊大量消失,“嘉湖熟,天下足”,“两湖熟,天下足”等谣谚反映了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维湖造田的情形,江汉间的云梦泽大概就在沈括写《梦溪笔谈》时彻底消失了;第二次是伴随明中叶后人口急速上升(万历二十八年估计突破2亿),大概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年)后30余年,玉米、甘薯、花生、马铃薯等美洲粮食作物通过海/陆路传入中国,它们产量高、适应贫瘠土地,副作用就是云贵川西南山地的过度开垦(过度移民)和水土流失,这或许也是当地今日大量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源头之一。

何分析认为,1850年(道光三十年)中国人口达到空前的4.3亿,这也是当时中国资源条件(土地资源)能承载的极限,除非:经济结构调整(包括粮食供应结构);新的粮食生产变革。第二年(1851年)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和随后的捻军起义,持续近20年,虽然因素很多,人口压力是基本原因之一。此后百年,中国陷入了频繁的动荡、灾荒、战争(反侵略战争/内战)中,生灵涂炭。人口也花了近百年才重新越过1850年的数目。这期间经济结构/粮食生产没有革命性变革。

1949年以来情况如下二图:

49年以来人口比资源增加更迅速,随着生活改善,人们直接摄取粮食(主食)有所下降,但考虑肉蛋禽奶等,综合需求上升,而供需的均衡主要依靠粮食单产大幅提高,最近30多年尤其明显,这昭示中国粮食生产的第三次变革: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大规模工业化在量和价上为此提供了可能)。2010年中国化肥使用量为5561万吨(折纯),比1978年增加了529.07%,农药使用量为171.2万吨,比1978年增加了229.23%,而同期粮食产量增加了79.31%,从单位播种面积看,1978年每公顷农作物播种面积使用化肥59公斤,农药3公斤,201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是346公斤和11公斤,从农产品成本构成看,稻谷、小麦、玉米的总成本中人工成本外,化肥+农药均居首位,且比其它成本项目高很多。这次变革也有严重副作用,化肥和农药不但会残留在农产品中,也会大量残留在土壤、水体和空气里,农业污染已成为中国第一大污染源。

中国单位播种面积的化肥和农药施用量不但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且突破了安全上限,第三次变革能够释放的作用已近极限。中国资源条件不可能有大变化,如果仍想保持高粮食自给率模式,只能寄希望于新的粮食生产变革,以满足日益增长需求。而目前最有可能成为这次变革的估计是转基因食物。至于热议的不确定性风险未必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转基因外是否有更完美的技术手段,没有的话我们如何抉择。千余年中国粮食生产的变迁提醒我们,需要现实地看待转基因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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