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是黄仁宇的发明，转基因更是相当专业，均非笔者能置喙，下面仅当闲扯。

中国虽然一直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历史数字一直充满争议，大致的估计见下面二图：

据何炳棣分析，从公元1000年开始，中国粮食生产出现过两次巨大变革：第一次11世纪初开始，两宋以来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南方人口密度的上升，对粮食提出了新要求（或者说粮食变革为人口增加提供了条件），大量引进早熟稻（保证两熟），如“占城稻”、“江西早”、“湖广早”等，副作用就是浙江、江西、湖广一带湖泊大量消失，“嘉湖熟，天下足”，“两湖熟，天下足”等谣谚反映了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维湖造田的情形，江汉间的云梦泽大概就在沈括写《梦溪笔谈》时彻底消失了；第二次是伴随明中叶后人口急速上升（万历二十八年估计突破2亿），大概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年）后30余年，玉米、甘薯、花生、马铃薯等美洲粮食作物通过海/陆路传入中国，它们产量高、适应贫瘠土地，副作用就是云贵川西南山地的过度开垦（过度移民）和水土流失，这或许也是当地今日大量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源头之一。

何分析认为，1850年（道光三十年）中国人口达到空前的4.3亿，这也是当时中国资源条件（土地资源）能承载的极限，除非：经济结构调整（包括粮食供应结构）；新的粮食生产变革。第二年（1851年）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和随后的捻军起义，持续近20年，虽然因素很多，人口压力是基本原因之一。此后百年，中国陷入了频繁的动荡、灾荒、战争（反侵略战争/内战）中，生灵涂炭。人口也花了近百年才重新越过1850年的数目。这期间经济结构/粮食生产没有革命性变革。

1949年以来情况如下二图：

49年以来人口比资源增加更迅速，随着生活改善，人们直接摄取粮食（主食）有所下降，但考虑肉蛋禽奶等，综合需求上升，而供需的均衡主要依靠粮食单产大幅提高，最近30多年尤其明显，这昭示中国粮食生产的第三次变革：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大规模工业化在量和价上为此提供了可能）。2010年中国化肥使用量为5561万吨（折纯），比1978年增加了529.07%，农药使用量为171.2万吨，比1978年增加了229.23%，而同期粮食产量增加了79.31%，从单位播种面积看，1978年每公顷农作物播种面积使用化肥59公斤，农药3公斤，2010年这两个数据分别是346公斤和11公斤，从农产品成本构成看，稻谷、小麦、玉米的总成本中人工成本外，化肥+农药均居首位，且比其它成本项目高很多。这次变革也有严重副作用，化肥和农药不但会残留在农产品中，也会大量残留在土壤、水体和空气里，农业污染已成为中国第一大污染源。

中国单位播种面积的化肥和农药施用量不但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且突破了安全上限，第三次变革能够释放的作用已近极限。中国资源条件不可能有大变化，如果仍想保持高粮食自给率模式，只能寄希望于新的粮食生产变革，以满足日益增长需求。而目前最有可能成为这次变革的估计是转基因食物。至于热议的不确定性风险未必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转基因外是否有更完美的技术手段，没有的话我们如何抉择。千余年中国粮食生产的变迁提醒我们，需要现实地看待转基因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