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原因，接触到一个现实的“故事”：A省有个民营企业家B，比较成功，近20年积攒了些钱，几年前出于自身融资考虑，加之经营实业和金融、股权投资比过于辛苦，B投资了当地的一家金融企业当小股东（政府是大股东）。B当股东后获取资金相对以前方便不少，还本付息也挺正常，当然，B的贷款过程是不是百分之百合规存疑。后来，某权贵资本C看上了A省这家金融机构，以增资方式成为仅次于政府的第二大股东（入股过程形式上符合“三公”要求），实际掌管了该家金融机构的经营。B的麻烦从此开始，C清理股东贷款，B先还抵抗了一阵，待C动用公权力时，B屈服表示愿意归还所有贷款，但C并不罢手，托人打听，C目的是清理贷款外，B需把投资的股份优惠转给C彻底离开该机构。结局尚未见分晓，最近一次见到B，他很憔悴私下言准备全部甩卖，关了企业移民它乡云云。

“故事”并不是希望简单同情B，坦率而言B自己的经营环节（如纳税）和入股、贷款过程或存在毛病，真要东窗事发也怨不得别人。只是这种“被甩卖”让我思考另一个较抽象的问题：什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心腹之患？

过去30多年，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不很匹配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前所未有的，忽视这点讨论中国经济就失去了理性分析的基础。但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众多挑战，正如不少人所分析的：资源环境脆弱，人口老化，公民的基本财产权（如城乡土地）没有彻底解决，企业所有制结构不够优化，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模式有待调整，出口导向经济带来外汇金融风险等等。每个问题都很严峻，但个人认为它们均不能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致命障碍，仅就经济范畴而言中国经济发展的心腹之患是什么？见仁见智，我的初略看法现阶段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心腹之患的是权贵资本。理由如下：

1.规模越来越大。权贵资本，不过于学术化可大致理解为权力与资本结合谋求、垄断社会财富，前提是权钱结合。上世纪80年代前，权力普遍存在，但缺乏资本，可忽略，80年代至90年代初，初具苗头，但权贵资本蔚为壮观的是新世纪以来，规模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中国官僚进入短周期轮替阶段，跻身权贵人数呈几何式增长，且人均控制资本远非上世纪80年代可以想象。

2.形式越来越复杂。进入新世纪中国开放已20年有余，权贵第二、三代多从海外学成归来，其它领域不清楚，利用中国概念资本获利方面，如离岸载体、新颖的所有制结构、稀奇古怪的账户、避税手段、特别安排入股等等渐臻化境，如果他们愿意现身说法，各大商学院的教授怕得下岗。

3.呈现挤出效应。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同，当时中国经济规模很小，未开垦领域很多，权贵资本和非权贵的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基本上可互不干扰。今日中国经济规模已相当庞大，经济处女地已很少，且权贵资本并不擅长开拓创新，于是权贵资本把逐利目光转向了存量经济，产生挤出效应。最易下手的当然是民营经济，但不排除其逐渐涉足国有经济的可能。

4.更具隐蔽性。中国经济存在不少以行贿/受贿为代表的一般腐败现象，在扭曲资源配置、侵蚀社会道德上，权贵资本和这一样，但权贵资本还有特别之处：一是非“普适性”，略去道德因素，行贿/受贿对经济活动个体是一种“普适权力”，理论上只要愿意谁都能拥有，大致可理解为对经济行为征了“腐败税”（税率或正或负），但权贵资本是“个别权力”；二是合法性，一般腐败无论多么普遍，法律上明确是非法的，也有清晰的处罚手段，但权贵资本在形式上基本是合法的，更具迷惑性，除非采用“实质大于形式”的原则，几乎没法处罚。

稽之往史，与权贵资本相似的是两晋的门阀政治，它辅以九品中正制铨叙制度，使豪门利益得以固化，庙堂之上，裙带飘飘。考诸寰宇，在拉丁美洲、亚洲一些国家及转轨经济体中，权贵资本已公开制度化，权力/财富有明确的转换价格，效果如何，历历在目。鉴于此，说权贵资本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心腹之患或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