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原因笔者清明节前后约1个月考察参观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近10家企业，它们所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我有机会和企业经营者及所在地基层政府经济官员进行了交流，他们对热点经济问题的见解五花八门，但有一点却相当一致：经济势头在放缓（这是综合大家的看法，有的认为经济在下降，有的认为经济增长不如往年）。他们虽未必有正规经济学知识背景，但对经济形势的直觉判断是鲜活、准确的。国家能源局发布的1季度全国用电量数据也佐证了这点：1-3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116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8%，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5.9个百分点，就是说增速只有去年同期的54%。

当然最具说服力的指标还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今年1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测算，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079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1%。是最近5个季度最低，见下图：

不管从哪个角度评判，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确定无疑。鉴于中国GDP1978-2010年年均增长9.9%，1991-2010年年均增长10.5%，2001-2010年年均增长10.5%，（均按可比价格计算）。8.1%和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率相比，低得有点出乎预料。

和经济增长放缓伴生的是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其中约90%是税收收入）增长的更大幅度下滑：财政部提供的数据，今年1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4.7%，比去年同期（33.1%）回落18.4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增长10.3%，比去年同期（32.4%）回落22.1个百分点。不仅中央财政收入下滑，地方财政也如此，1季度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增长17.3%，比去年同期（34.7%）回落17.4个百分点。1季度广东财政收入增长9.7%，比去年同期回落12.3个百分点；江苏财政收入增长12.8%，回落18.2个百分点；北京财政收入增长1.6%，回落35.1个百分点；上海财政收入增长6.7%，回落30.4个百分点；重庆财政收入增长11.3%，回落64.6个百分点；天津财政收入增长30.1%，回落12.5个百分点。1季度地方公共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同比增速上升的仅有4个省份，其中贵州同比增长52.0%，较去年上升10.5个百分点，此外甘肃、内蒙古、青海也略有上升。

对各级政府而言，与经济增长放缓相比，他们更在意、更焦虑的是财政收入（税收和非税收入）的下滑。情急之下，有一种倾向值得警惕，就是各级政府试图通过增加税种（资源税、房产税等）、加大征管力度、开辟名义上的非税来源等方式来应对局面，也就是说政府希望通过增加实际税负来抵消财政收入的下滑，这很危险。这里所说实际税负有二层含义：全口径，包括未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及罚款、诸如民航发展基金等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外汇经营收入、社保基金等；现实性，中国的税制在设计时考虑到征管难度，有意放宽了税基、提高了税率，留有征管的折扣系数，如果征管手段改进，宽税基、高税率的税制也需调整。

这种倾向的危险性在于：首先，它会阻碍经济的复苏。经济增长放缓，如假定制度中性，刺激的办法不外乎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要么是扩大政府支出要么是减税，也就是说在经济放缓时增加实际税负会对经济起到收缩作用，造成恶性循环；其次，各级官员不要忽略了拉弗曲线。并不是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就一定越多，当税率超过某一临界值再增加时，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税基减小，反而会导致政府税收减少，如此所为何来？第三，税负不单是经济问题，由于它涉及到企业和个人的切身利益和感受，极易演化成社会问题，类似例子中外不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可能结局或应对之道不外乎：1.忽略制度改进（制度中性），如以前一样用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宏观上来刺激经济，以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掌控力见效或许很快，但资本品/消费品价格会快速上扬，GDP往下的难题转成了CPI往上的难题；2.从制度（企业所有制度、资源配置方式、市场交易成本等）入手，改善中国经济的“制度增长弹性”，这样见效或没第一种快但更具持续性，且不一定会带来通货膨胀；3.各种办法均无效，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经历30多年高速增长后不可避免地转入了中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告别了增长的“青春期”进入“中年期”；4.政府从自身眼前利益出发（政府支出刚性等），采用诸如增加实际税负等举措，这不但会抑制经济复苏且会恶化经济活动环境，后果堪忧。1是中策，政府周期性在使用；2是上策，考验政府的眼光和智慧；3是规律，非人力可抗拒；4最不该用，它是危险的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