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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凯申和昆仑都考不上北大

 

常凯申和昆仑是今典:有两位神人把西文转回中文时,一位把Chiang Kai-shek (蒋介石的韦氏拼音)转成常凯申,一位把毛润之1935年10月的词《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转成一个叫昆仑的中国诗人的诗句。常、昆两位算得上20世纪中国叱诧风云的豪杰,享受如此待遇,地下有知何感?也许他们见惯了大阵势不当回事。

最近媒体在议论北大生源的变迁。一般的报道未免不够细致全面,甚或有炒作成份,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题目:如果能全面统计北大(包括其他中国名牌大学)几十年来生源的变迁,可揭示很多社会问题。类似的研究工作几十年前何炳棣就做过。何炳棣,西南联大出身,曾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和杨振宁一样,何上世纪70年代初访问过中国大陆,有人对他看法异样,但客观说,那一代美国华裔史学家中,通俗的名气黄仁宇大,若论业内的成就地位,何才如大海,排在他前面的不多。何统计过1.5万名明清进士和2.4万名晚清举人与特种贡生家世背景(科举制度,生童第一天入学起就必须填写祖上三代的履历)简略的结论包括:明代进士中出身三代平民之家者占总数之半;明清五个半世纪进士出身三代普通平民之家者占31%;出身于普通及书香平民之家者总共占40%;明清550余年间,三品以上能享有“荫”的特权家族子弟所占进士尚不足总数的6%—这与18世纪英国贵族大地主次子一般被视为“先天注定的议会议员”(predestined parliament man)形成鲜明对比。何在其《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不无得意地回忆其在芝加哥大学关于上述内容的演讲,认为是他“一生中最成功的学术谈话之一”。《读史阅世六十年》有不少有趣的回忆,比如回忆他和胡适最重要的谈话(1960年8月18日纽约),以下全文引用:

胡先生说正因为兴致好,所以要把闷在心中将近两年的话向我直说。大意是我曾于1958年英译毛泽东两首《沁园春》,一首是1925年所作,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开头的,一首是1945年到重庆后立即发表的,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开头的由咏雪而论古今人物的。英译之前我并且写了序文,发表于加拿大《皇后[大学]季刊》夏季号。胡先生责我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我说我并未曾把抽印本寄呈。胡先生说是王际真(哥大中国文学教授)给他看的。更接着说,毛那两首词里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蟠体呢。我却坚持不让,指出毛词修辞、气魄、意境(例如1925年那首前半写景之中渗进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等等)实不无可取之处。胡先生两三分钟仍坚持原见。我不得不指出他老人家和黎锦熙、邓广铭合写的《齐白石年谱》,说齐诗好就好在它的薛蟠体,为什么对毛采用双重标准来挑剔指摘呢?胡先生看我也坚持立场不稍让,忽然用英文说:“But I have to admit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我随兴也用英文回答:“Now ,since the father of the 20th-century Chinese Renaissance says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how can he be too lousy a poet?!”(既然中国20世纪文艺复兴之父都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么会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诗(词)人呢?!)胡先生和我不由得同时哈哈大笑,握手结束了这小小的争执。

再也没想到胡先生立即严肃地说:“炳棣,我多年来也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记得你曾对我说过好几次,傅孟真办史语所,不但承继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但是他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说,我每次把你搪塞住,总是说这事谈何容易……今天我非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头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不过只有两年;我跟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胡是好人,有时天真矛盾,昆仑又不是凭文字立身的人,纠缠其诗词什么体过于书生气了。至于说上北大的资格,不光昆仑,就是和胡关系更近的常凯申,去考北大十有八九怕也考不上,别的不说,他们俩英文估计都过不了关。常凯申和昆仑考不上北大丝毫不改变他们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说到作文,不戴意识形态眼镜看,湘潭还是要强过奉化(也许奉化算学强点?好歹习过炮兵,懂点抛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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