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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泽而渔,危矣!

随着中国三季度宏观经济指标(国家和地方)相继公布,中国最新经济表现在海内外舆论尤其自媒体中引起了热议:大致有数据分析和切身感受两大门派,两者往往矛盾、争执乃至互怼。数据有数据的逻辑,感受有感受的道理,很难说服对方,就像一场战争,元帅有元帅的视角,士兵有士兵的视角,都真实,都不真实。宛如人体健康与体检报告、公司经营与财务报表、经济状况与宏观指标(如GDP等),它们之间有无对应关系?有点但并不完全,没指标就乱了,全靠指标也有麻烦。

鉴于SNA(国民账户体系或国名经济核算体系)日趋繁复,统计手段愈加脱离直观感受,处理工具不断抽象化、数理化(人为的编造姑且不谈),我们现在描述宏观经济状况也只能依据官方公布的指标如GDPCPI、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等等,因为尚无更好的替代。抛开量化纠缠,定性地描述,中国经济第三季度减速是不争的事实,争议的只是减速的程度、原因等等。6%就是6%,它强于4%,但逊色于先前的8%,怎么分析都不会改变468之排序。

相对于实际产出GDP等,财政收入减速乃至绝对量下降更快,原因就在于其对经济运行的边界效应更敏感,加之持续的减税降费政策,房地产行业进入下降周期等,使得各级各地财政收入普遍下滑。全国而言因基数大、腾挪空间多,眼前尚无虞,而某些地方,基数本就可怜,受异常因素影响,马上就面临入不敷出的窘境。日前媒体报道,南方某市,对其财税贡献最大的某上市公司陷入困境,导致当地财税锐减,其党政领导要求“发起抢收总动员、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加大财税征管力度、做到应统尽统、应收尽收”云云,这实属短视,对当地经济非常危险。

首先要明确,并不存在所谓客观、准确无误的“应收”税费,因而“尽收”也无从谈起。普遍而言,实际税率和名义税率间肯定存在差距,中国尤其明显。考虑到征收的困难、成本以及对现实经济生活的冲击,在设定名义税率时会设置的偏高,也就是有意设定一个较宽的税基,但实际征收会打折扣,这就是现实的逻辑和真理。比如税基是100,征收70%,实际税收是70,那么“应收”是多少?10070?当然是70而不是100,如果税收当局非要“尽收”,亦即征收从70%提高到100%,那么有意偏宽低税基就得从100降至70。税收理论的逻辑分析或许对某个地方政府毫无意义,但就是基于实际利益,也不能出此下策。突击式的“抢收总动员”,如果非干部任期原因,那肯定是引鸩止渴,因为这是一次性的,不堪重负的企业肯定会大规模迁移,无法迁移的企业只能走向萧条。“尽收”倒是实现了,“应收”则趋向零,奈何?结果是政府、企业双输局面。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中国、希腊古先贤的寓言故事再形象不过描述了此等近乎笑料的蠢事。当然,地方政府没有我们敲键盘这么轻松,需要面对行政刚性支出,鉴于地方政府发债几无可能,尽量压缩无谓的形象、政绩支出,同时寻求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以渡难关、谋求可持续的税基才是正道,而这有赖于当地经济良性发展,压榨企业断不可取。

一叶知秋,“一叶”不值得细致分析,“秋”倒需认真琢磨,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宏观经济管理政策“逆周期”是化境,但很不幸多数政策最后都沦为“顺周期”型,不但没有熨平周期,反而加剧了波动。财政政策尤其如此:景气时,企业和政府都不太在意税费那三瓜俩枣;萧条时,政府对财政收入依赖更强,而实体经济对税负的边际痛苦效应也更敏感,些许税费都会是压垮双方的最后一根稻草,稍不注意就会陷入“零和”乃至“双输”博弈。中国经济面临相当大的下行压力,而经济较高增长既有现实的需要,更是未来的寄托。因此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可避免,但受制于宏观负债率(想象中的杠杆率?)高企和汇率牵制,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已然不大,供给侧的制度改革、经济效益改善远非朝夕之功,咄嗟可办只剩财政政策。

但麻烦在于,经济下行时的积极财政政策面临两难。财政政策工具不外乎:收入(税费)、支出(公共支出)、债务变化(国债市场)等,关于中国的名义赤字率什么水平合适一直有争议(其实就是货币当局和财税当局在争),扩大债务暂且不议,故财政刺激就剩下了减税及增加政府公共支出,要减收增支,而经济下行时财政收入本身就处于下降趋势,如何进一步减收增支?为刺激投资和消费,涉及企业、居民的税费仍需进一步下降,中国政府的行政性开支几乎是单向刚性,历次尝试压缩都无功而返,不反弹已属万幸。只有从政府收入结构入手,因为支出是当期的,收入考量更类似企业现金流分析。简言之,结合中国近年的财政收支(广义)状况,如果希望减轻企业、居民的税负,维持支出刚性且为公共支出留有一定空间,只能将重点放在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土地出让金两方面。关于国有资本的经营:弊端首先是ROE太低,非金融国企资产回报率大致只有非国企的60%左右;其次是分红率更低,因为代理人原因大部分可分配利润留存在国企自身,没有回流补充财政;再则,中央和地方层面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国企,可将其一部分推向市场,加大国企产权转让收入。关于国有土地出让金,必须和中国城市化结合,中国想真正跨进高收入阶段,彻底摆脱部分人口贫困状况,提高社会整体保障水平,大规模、高质量的城市化是有效途径,而中国的人口、土地资源禀赋决定了其城市化必须是相对集中式,而不是小城镇、田园牧歌型的,除所谓一线城市外,中国1000万人口量级的区域中心城市太少,综合水平不高,支撑能力有限,这还牵涉到宪政的纵向结构这个长治久安大议题,需高度关注。城市化过程中国有土地出让金就是政府的一个有效杠杆,用得好能事半功倍。这两方面经济效应都是扩张型的,且能极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活跃投资环境,轻徭薄赋,与“鱼”休息,安知鱼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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