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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将必发于卒伍 证监多出自钱庄

 

传言飞了一阵后,中国证监会的主要领导终于更换了。为什么更换?此话题莫测高深,非吾等可探究,但有趣的是:接替者又(不记得是第几位了)惯例出自钱庄(有点冒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其实,今天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就业务构成而言和100多年前的钱庄、票号没根本区别,企业文化、治理机制或许还有倒退,别看它们又是四大审计、A+H上市云云,要不是道、咸年间英夷来中国办银行,没准名字还叫钱庄、票号呢。

如此抡才道理也简单,国有商业银行规模大呗,规模大所以重要,重要所以级别高。2018年中国的GDP大概90万亿;而截至该年3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264万亿,年末数银保监会尚未公布,估计会达到GDP3倍;而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末,包括A股、B股、权证、国债、地方债、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可转债、分离式可转债、中小企业私募债、封闭式基金、ETFLOF和资产证券化产品等登记存管证券总市值54.38万亿,加上股转系统期末存管股票市值2.78万亿,合计不到60万亿,GDP2/3。规模差这么远,庙堂心目中次序可想而知。

但琢磨起来有点吊诡: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麻烦不就是杠杆率(负债率)太高吗?杠杆率太高不就是间接融资规模过大吗?间接融资规模过大不就是因为巨量的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吗?这不是值得自豪的成绩而是需要化解的风险啊。反之,直接融资不发达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痛点,怎么鼓励都发展不顺。风险越垒越高,痛点依然故我,这多少有点凿渠止水、抱薪救火的荒谬感,监管配置需要优化?

不但现实效果不同,学术基础也迥异,此金融不是彼金融。中国人说他学金融,多指货币银行学,或国际收支、汇率等所谓国际金融。但洋人,比如中国人爱恨交织的美国,他们所学的金融或指公司金融(股/债结构、公司治理等)、或指投资(资产定价、组合理论等)。前者唠得基本还是宏观经济一般均衡那套嗑,或时髦些称之DSGE,后者的基础则是无套利定价原理、投资组合理论等,出发点不同,数理工具也不同。南舟北骑,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学术上,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似乎已是两个不太相关的学科,当然有些学术大牛试图弥合两者半个多世纪的分岔,但这过于前沿,影响现实还有过程。在中国语境下,前者基本是人民银行+商业银行的工作,后者多对应证券监管的范畴,当然还要加上各类稀奇古怪的法律议题。

实践上,相比商业银行管理,资本市场监管面临的博弈主体更多、法律关系更复杂、头绪更繁琐,虽然管理学上并不支持所谓的内行管理更优的假定,但跨越不同领域需格外小心,中国资本市场过去有太多思维、经验上“路径依赖”的事例发生,且基本是负面的。希望历史翻开新的一章,知不易,行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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