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言飞了一阵后，中国证监会的主要领导终于更换了。为什么更换？此话题莫测高深，非吾等可探究，但有趣的是：接替者又（不记得是第几位了）惯例出自钱庄（有点冒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其实，今天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就业务构成而言和100多年前的钱庄、票号没根本区别，企业文化、治理机制或许还有倒退，别看它们又是四大审计、A+H上市云云，要不是道、咸年间英夷来中国办银行，没准名字还叫钱庄、票号呢。

如此抡才道理也简单，国有商业银行规模大呗，规模大所以重要，重要所以级别高。2018年中国的GDP大概90万亿；而截至该年3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264万亿，年末数银保监会尚未公布，估计会达到GDP的3倍；而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末，包括A股、B股、权证、国债、地方债、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可转债、分离式可转债、中小企业私募债、封闭式基金、ETF、LOF和资产证券化产品等登记存管证券总市值54.38万亿，加上股转系统期末存管股票市值2.78万亿，合计不到60万亿，GDP的2/3。规模差这么远，庙堂心目中次序可想而知。

但琢磨起来有点吊诡：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麻烦不就是杠杆率（负债率）太高吗？杠杆率太高不就是间接融资规模过大吗？间接融资规模过大不就是因为巨量的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吗？这不是值得自豪的成绩而是需要化解的风险啊。反之，直接融资不发达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痛点，怎么鼓励都发展不顺。风险越垒越高，痛点依然故我，这多少有点凿渠止水、抱薪救火的荒谬感，监管配置需要优化？

不但现实效果不同，学术基础也迥异，此金融不是彼金融。中国人说他学金融，多指货币银行学，或国际收支、汇率等所谓国际金融。但洋人，比如中国人爱恨交织的美国，他们所学的金融或指公司金融（股/债结构、公司治理等）、或指投资（资产定价、组合理论等）。前者唠得基本还是宏观经济一般均衡那套嗑，或时髦些称之DSGE，后者的基础则是无套利定价原理、投资组合理论等，出发点不同，数理工具也不同。南舟北骑，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学术上，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似乎已是两个不太相关的学科，当然有些学术大牛试图弥合两者半个多世纪的“分岔”，但这过于前沿，影响现实还有过程。在中国语境下，前者基本是人民银行+商业银行的工作，后者多对应证券监管的范畴，当然还要加上各类稀奇古怪的法律议题。

实践上，相比商业银行管理，资本市场监管面临的博弈主体更多、法律关系更复杂、头绪更繁琐，虽然管理学上并不支持所谓的内行管理更优的假定，但跨越不同领域需格外小心，中国资本市场过去有太多思维、经验上“路径依赖”的事例发生，且基本是负面的。希望历史翻开新的一章，知不易，行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