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又一次动用了货币工具，但受制于人民币M2规模和汇率压力，就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而言（或如凯恩斯所说，实现充分就业），货币政策扩张余地不大。该积极财政政策登场了，财政政策基础是当期财政收支平衡，可简化为：收入+债务净增量=支出。因而财政政策工具不外乎：收入（税收）、支出（公共支出）、债务变化（国债市场）等。中国近5年财政收支如下表（亿元人民币，下同）：

（注：此表为中国财政部按照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要求发布的年度广义政府财政数据，本表中广义政府收入，是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不含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的合并数据，并剔除了重复计算部分。相应地，广义政府支出也按上述口径统计。）

中国名义赤字率似乎不高，但考虑国债可能的排挤效应，扩大债务暂且不议。故财政刺激就剩下了减税及增加政府支出，想“减收增支”，需分析中国宏观税负及结构，基本情况如下表：

(注：此表中的“收入+社保收入”=上表的“广义政府收入”，根据IMF《政府财政统计手册》的定义，政府收入是指增加政府权益或净值的交易，国有土地出让行为是一种非生产性资产的交易，结果只是政府土地资产的减少和货币资金的增加，并不带来政府净资产的变化，不增加政府的权益，因而不计作政府收入，但从现金流上土地出让金会实际用于政府支出，故考虑宏观税负时将其列入。)

中国近5年的宏观税负前2年较高、后3年有所下降，和多数分析认为税负增长远快于经济增长不符，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指数，GDP增长率按不变价格计算，但财政收入是按当年价格，而上表均按当年价格。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宏观税负不高，2000—2015年，发达国家（OECD）宏观税负（含社会保障税）占GDP的比重平均值为33.91%—33.99%，发展中国家为13.80—17.70%，中国即使扣除国有土地出让金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何况中国在合法税费外，普遍存在灰色、陋规收费，实际加重了宏观税负。中国实体经济绝大部分依靠间接融资，计息债务惊人，相应的利息支出庞大，这虽然不是宏观税负，但构成了实体经济负担，压缩了宏观税负可能的腾挪空间。财政政策也存在顺周期“加速效应”：经济下行阶段，政府对财政收入依赖更强，而实体经济对税负的边际“痛苦效应”也更敏感，稍不慎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中国尝试积极财政政策，减轻宏观税负是方向，关键是寻找突破口：一要起到实际减负作用，从而刺激经济；二假定财政支出刚性，减负带来的收支缺口能有效填补（不包括发债），且这种填补的后续效应还必须是扩张型的（至少不能是收缩型的），否则会抵消刺激效果，劳而无功。

第一方面，2017年财政部决算的全国（中央+地方）收入中，剔除社保（这方面收和支缩减空间都不大）后，税收占61%是最大项；税收中前2名是增值税占39%、企业所得税占22%，合计88489亿元，这是减负重点。中国增值税的税率档次有进一步减少归并的必要，基准税率可适当下调；中国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是25%，特朗普主导的美国税改将企业所得税统一适用单一比例税率21%，估计会引发全球跟进，企业所得税是影响资本国际流动最重要因素，中国想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不妨将所得税率一步减至20%。按2017年价格，如果这两项税能减当年的10%、亦即当年GDP的1%左右，大致每年8000-10000亿，持续3-5年，对中国经济会大有裨益。

第二方面，中国是单一制国家，调整税率程序简单，税收征管体系统一，关键是决心，而决心又建立在财政支出得以保障的基础上，也就是找到新的收入来源，且该种来源的边际增加不会压抑经济扩张。税率下降是否一定导致税收下降，理论、实证上一直有争议，拉弗曲线形状到底如何、什么条件适用也见仁见智，我们不妨中性看待，考虑降低税率后的收入弥补措施。结合中国全国收入构成，重点关注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将发力点聚焦在国企效率优化上。

中国国企经营数据一直没有全口径公开，最近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2017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及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提供了全国规模数据：非金融国企权益50.3万亿，金融国企权益16.2万亿，合计66.5万亿。上述两个报告未提供经营数据，只能间接猜测推算：财政部提供的2017年全国非金融国企（该口径权益52.0万亿）运行情况，利润28,985.9亿元，ROE为5.57%；金融国企数据更缺乏，据中投公司2017年度年报，中投2017年的ROE为12.25%，其下属的中央汇金管理的国有金融资本为4.1万亿人民币，控参股机构全年实现净利润合计1.1万亿人民币（估计未扣除少数股东权益）;实际上缴利润（分红）情况可参照财政部公开的2017年全国决算数据，其中非税收入中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4191.16亿元、单独列入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2580.90亿元，两者合计6772.06亿元。

对上述数据大致梳理发现：全国2017年国企净资产为66.5万亿，分红6772亿元（实际上该数除利润、股利、股息收入外，还有产权转让收入等），1%左右，实在太低。A股2017年非金融企业ROE大致9%、金融企业12%左右，国企如达到A股平均水平，每年有6万亿左右利润，其中20%分红就有1.2万亿左右。优化国企效率，首先要提高整体的资本回报水平，同时适当增加分红率。如担心增加分红会压制国企再生产、推高其债务率，另一个优化措施就是加大国企产权转让收入，非金融国企按2倍P/B、金融国企按1倍P/B计，国企合计市场价值约120万亿，将其中不关乎国家战略安全、完全竞争的企业（如10%左右）分10年转让，每年就有超过1万亿收入。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盘活国有企业资产，不但能增加可观的政府收入，为减税提供空间，且能极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活跃投资环境，促进开放深度，更大范围落实竞争中性，一举多得。

注：本文首发《财新周刊》，此为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