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最新、最权威表述是要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政治正确！但细琢磨待斟酌处不少。经济学讲究指标含义，什么是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增长相对清晰明了，最常见指标就是GDP增长，年均增长率、复合年增长率（CAGR）等等，计算简单、数据易得；发展的定义怕就不易说清，中文语境更如此，没什么通用指标，就用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也不好比较，驾特斯拉活70和骑毛驴活90谁质量更高？博茨瓦纳和不丹谁发展更好？见仁见智。这句话实际想表达两段意思：一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增长边际上主要不依靠要素投入增量，依赖广义的技术进步、TFP等，属经济范畴；二是经济增长兼顾一些社会目标，资源、环保、公平、教育、健康、治理模式等，属社会范畴。这套逻辑展开分析挺绕，后文试图做点探索，先看看中国现实。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4年，期间CAGR达9.9%左右，令人惊叹。高速增长解决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大部分问题，虽然也产生了不少新问题。高增长使中国获得了清康乾后200年以来最大的自信，也是其他自信的基础。30多年持续高增长在世界范围堪称奇迹，不过并不唯一，某些国家、地区也经历过长时段高增长，但鉴于中国增长时间跨度更长、增速更高、人口极其庞大，尤其此前中国经济遭受了巨大挫折，这种空前“深V”反转愈发耐人寻味。

经济增长并非呼之即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先贤们（Founders），对经济高增长也曾颇有期待，且毅然付诸实践，可惜效果不佳。伟人毛润之，博览群书，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其费力最多的一本书并不是坊间传说的《资治通鉴》或《容斋随笔》之类，而是一本经济方面的书籍，1959年庐山会议（八届八中全会）后，毛泽东花了两个月（1959.12.10—1960.2.10）（《年谱》用了近80页篇幅记载），率幕僚研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下册为社会主义部分，共十七章。毛开始决心挺大，1959.12.30给女儿李讷信中云：“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但结果令毛泽东失望，对该书评价不高，很难说研读者搞通了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可以理解，苏联经济本就在扭曲方式下运行，苏式政治经济学诠释自难说清，加之翻译问题。突发奇想，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最早中译本由徐毓枬翻译，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如研读《通论》，即便是当批判靶子，效果或完全不同。这个现象并不孤立，上世界50、60年代，不少亚非拉政治强人在促进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方面功勋卓著，但面对经济增长则乏善可陈、甚至步入歧途。

自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学以来，增长一直是重大主题，宏观经济的长期问题干脆说就是增长。但想把经济增长分析、解释清楚太难了，古典动态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内生说、外生说等等，有分析增长因素，有解释制度环境。可以肯定已有理论成果巨大，但用于解释1978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枯荣”对比总觉得有点隔靴搔痒。我们很难解释哪些因素、如何促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但找到没有哪些因素中国经济不能增长相对容易，亦即对1978年后中国经济高增长，充要条件没法找，充分条件也很难，不妨列举一些必要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中国经济高增长不会发生，即使其他条件具备。这些包括：个人激励，最终形式是私有财产权，虽至今也没有完全明确，一些准私有权之类激励机制的逐步确立、增加非常关键；市场机制，不断的市场因素增量起关键作用，今日已认可其决定作用；对外开放，鉴于中国当时状况，开放是更新观念、获取资金、开拓市场、技术赶超等等的重要途径，是比较优势的实现手段，中国是这轮全球化的大赢家；政治中枢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以此为目标来配置资源、调整结构、考核官员。这是一个反复试错、不断实践的过程，曲折艰辛，中国30多年经济高增长降临得甚至有些幸运，找到了圣杯，值得珍惜。1978年距今已40年，不少人觉得经济高增长是唾手可得、自然而然的，显然是误解。

中国GDP增速从2011年逐年下滑，降了3个整百分数，原因比较复杂：有客观变化，如人口红利减少、世界经贸环境欠佳、保护主义抬头等；有主观使然，如资源环保约束加强、降低金融杠杆等。面对降速的现实，有观点认为应淡化乃至放弃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宏观上转而关注其他目标。但从各个角度看，中国经济仍需要较长时期的高增长，理由包括：中国经济水平还不高，2017年人均GDP尚不及全球平均水平，增长空间巨大，远未到停滞拐点；中国尚处在中等收入阶段，为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沼泽，经济需要保持较高赶超速度；美国经济增速复苏明显，且未来几年势头强劲，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这是多少中国人念兹在兹的心结，增速是关键，没有较高速度一切都是空想；中国要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基础是经济增长；按唐德刚说法，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转型恐需200年，冲过“历史三峡”瓶颈，速度不可或缺。

如何理解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高速增长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构成，没有高速增长就不可能达到高质量发展，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就“硬”在此，当然仅有增长是不够的，高质量发展的范围更广。理解他们不妨借鉴数学规划（优化）的概念，规划是指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寻求目标函数的最优。经济过程亦可认为是决策者在一系列给定条件下，寻求某种目标函数的最大化。相对而言经济过程驱动机制更复杂，规划不管是连续、非连续，其在数学（统计）原理作用下会自动运算、达致优化，经济过程显然不是如此，否则就无需探讨经济增长过程了，不过基本思路框架相通。高增长相对简单，就是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寻求单目标函数GDP增速最大化（因为约束相当复杂，最大也是某种范围内相对值），并以此为着眼点配置资源、调整结构、变革制度。

高质量发展如何理解？是在更严苛约束条件下寻求单目标函数GDP增速优化或是寻求多目标函数（GDP增速是其中之一）优化？后者可能无法实现，原因有二：首先，理论上多目标规划一般最优解可能不存在，现实中针对多目标规划，往往根据重要程度不同，确定一个主要目标，把其余目标作为约束来处理，转化成单目标规划，或者将多目标再构成一个评价函数，依旧转换成单目标问题，但是评价函数的建构会有人为性、相对性，并不客观。比如人类发展指数（HDI）是由预期寿命指数（LEI）、教育指数（EI）和收入指数（II）三项基本指标构成，是三者的几何平均数，我们可以计算其排名，这隐含着指标间有相互替代性，但现实世界里太多不同维度的经济、社会指标间并不具备替代性；再则，社会经济过程中，单目标才能使整体逻辑通畅，否则就可能发生内在结构矛盾，损耗资源、效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这个意思。比如新加坡是少数要求TFP须每年上升的国家，而他的宏观政策也是寻求TFP提升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例如环保和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将各类排放物的减量作为一个目标，经济增长值为另一目标，有三种可能选择：设定某个经济增长值，减量趋于最大；经济增长值和减量都倾于最大；设定某个减量值，经济增长趋于最大。显然，理论上可行、现实中具有操作性唯有第三种。

高质量发展就是在更多、更高标准约束下寻求经济增长优化，因为约束更严苛，优化值可能有所下降（社会效益未必），但目标仍是经济增长，这是第一要务。中国经济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扭住这个要点，才能理顺机制，在动态过程中达到相对均衡，从而解决诸如环境、地区差距、债务等等，纲举目张。

注：本文首发《财新周刊》，此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