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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仍是第一要务

关于中国经济,最新、最权威表述是要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政治正确!但细琢磨待斟酌处不少。经济学讲究指标含义,什么是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增长相对清晰明了,最常见指标就是GDP增长,年均增长率、复合年增长率(CAGR)等等,计算简单、数据易得;发展的定义怕就不易说清,中文语境更如此,没什么通用指标,就用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也不好比较,驾特斯拉活70和骑毛驴活90谁质量更高?博茨瓦纳和不丹谁发展更好?见仁见智。这句话实际想表达两段意思:一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效增长,增长边际上主要不依靠要素投入增量,依赖广义的技术进步、TFP等,属经济范畴;二是经济增长兼顾一些社会目标,资源、环保、公平、教育、健康、治理模式等,属社会范畴。这套逻辑展开分析挺绕,后文试图做点探索,先看看中国现实。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4年,期间CAGR9.9%左右,令人惊叹。高速增长解决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大部分问题,虽然也产生了不少新问题。高增长使中国获得了清康乾后200年以来最大的自信,也是其他自信的基础。30多年持续高增长在世界范围堪称奇迹,不过并不唯一,某些国家、地区也经历过长时段高增长,但鉴于中国增长时间跨度更长、增速更高、人口极其庞大,尤其此前中国经济遭受了巨大挫折,这种空前V”反转愈发耐人寻味。

经济增长并非呼之即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先贤们(Founders),对经济高增长也曾颇有期待,且毅然付诸实践,可惜效果不佳。伟人毛润之,博览群书,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其费力最多的一本书并不是坊间传说的《资治通鉴》或《容斋随笔》之类,而是一本经济方面的书籍,1959年庐山会议(八届八中全会)后,毛泽东花了两个月(1959.12.101960.2.10)(《年谱》用了近80页篇幅记载),率幕僚研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下册为社会主义部分,共十七章。毛开始决心挺大,1959.12.30给女儿李讷信中云:“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但结果令毛泽东失望,对该书评价不高,很难说研读者搞通了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可以理解,苏联经济本就在扭曲方式下运行,苏式政治经济学诠释自难说清,加之翻译问题。突发奇想,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最早中译本由徐毓枬翻译,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如研读《通论》,即便是当批判靶子,效果或完全不同。这个现象并不孤立,上世界5060年代,不少亚非拉政治强人在促进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方面功勋卓著,但面对经济增长则乏善可陈、甚至步入歧途。

自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学以来,增长一直是重大主题,宏观经济的长期问题干脆说就是增长。但想把经济增长分析、解释清楚太难了,古典动态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内生说、外生说等等,有分析增长因素,有解释制度环境。可以肯定已有理论成果巨大,但用于解释1978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枯荣”对比总觉得有点隔靴搔痒。我们很难解释哪些因素、如何促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但找到没有哪些因素中国经济不能增长相对容易,亦即对1978年后中国经济高增长,充要条件没法找,充分条件也很难,不妨列举一些必要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中国经济高增长不会发生,即使其他条件具备。这些包括:个人激励,最终形式是私有财产权,虽至今也没有完全明确,一些准私有权之类激励机制的逐步确立、增加非常关键;市场机制,不断的市场因素增量起关键作用,今日已认可其决定作用;对外开放,鉴于中国当时状况,开放是更新观念、获取资金、开拓市场、技术赶超等等的重要途径,是比较优势的实现手段,中国是这轮全球化的大赢家;政治中枢以经济增长为中心,以此为目标来配置资源、调整结构、考核官员。这是一个反复试错、不断实践的过程,曲折艰辛,中国30多年经济高增长降临得甚至有些幸运,找到了圣杯,值得珍惜。1978年距今已40年,不少人觉得经济高增长是唾手可得、自然而然的,显然是误解。

中国GDP增速从2011年逐年下滑,降了3个整百分数,原因比较复杂:有客观变化,如人口红利减少、世界经贸环境欠佳、保护主义抬头等;有主观使然,如资源环保约束加强、降低金融杠杆等。面对降速的现实,有观点认为应淡化乃至放弃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宏观上转而关注其他目标。但从各个角度看,中国经济仍需要较长时期的高增长,理由包括:中国经济水平还不高,2017年人均GDP尚不及全球平均水平,增长空间巨大,远未到停滞拐点;中国尚处在中等收入阶段,为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沼泽,经济需要保持较高赶超速度;美国经济增速复苏明显,且未来几年势头强劲,中国经济总量赶超美国,这是多少中国人念兹在兹的心结,增速是关键,没有较高速度一切都是空想;中国要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基础是经济增长;按唐德刚说法,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转型恐需200年,冲过“历史三峡”瓶颈,速度不可或缺。

如何理解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高速增长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构成,没有高速增长就不可能达到高质量发展,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就“硬”在此,当然仅有增长是不够的,高质量发展的范围更广。理解他们不妨借鉴数学规划(优化)的概念,规划是指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寻求目标函数的最优。经济过程亦可认为是决策者在一系列给定条件下,寻求某种目标函数的最大化。相对而言经济过程驱动机制更复杂,规划不管是连续、非连续,其在数学(统计)原理作用下会自动运算、达致优化,经济过程显然不是如此,否则就无需探讨经济增长过程了,不过基本思路框架相通。高增长相对简单,就是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寻求单目标函数GDP增速最大化(因为约束相当复杂,最大也是某种范围内相对值),并以此为着眼点配置资源、调整结构、变革制度。

高质量发展如何理解?是在更严苛约束条件下寻求单目标函数GDP增速优化或是寻求多目标函数(GDP增速是其中之一)优化?后者可能无法实现,原因有二:首先,理论上多目标规划一般最优解可能不存在,现实中针对多目标规划,往往根据重要程度不同,确定一个主要目标,把其余目标作为约束来处理,转化成单目标规划,或者将多目标再构成一个评价函数,依旧转换成单目标问题,但是评价函数的建构会有人为性、相对性,并不客观。比如人类发展指数(HDI)是由预期寿命指数(LEI)、教育指数(EI)和收入指数(II)三项基本指标构成,是三者的几何平均数,我们可以计算其排名,这隐含着指标间有相互替代性,但现实世界里太多不同维度的经济、社会指标间并不具备替代性;再则,社会经济过程中,单目标才能使整体逻辑通畅,否则就可能发生内在结构矛盾,损耗资源、效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这个意思。比如新加坡是少数要求TFP须每年上升的国家,而他的宏观政策也是寻求TFP提升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例如环保和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将各类排放物的减量作为一个目标,经济增长值为另一目标,有三种可能选择:设定某个经济增长值,减量趋于最大;经济增长值和减量都倾于最大;设定某个减量值,经济增长趋于最大。显然,理论上可行、现实中具有操作性唯有第三种。

高质量发展就是在更多、更高标准约束下寻求经济增长优化,因为约束更严苛,优化值可能有所下降(社会效益未必),但目标仍是经济增长,这是第一要务。中国经济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扭住这个要点,才能理顺机制,在动态过程中达到相对均衡,从而解决诸如环境、地区差距、债务等等,纲举目张。

注:本文首发《财新周刊》,此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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