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经济的外向特征

货物贸易。2016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为243,344亿元人民币（海关口径），占GDP的32.70%；顺差33,473亿元人民币。2001年以来外贸依存度（进出口/GDP）、顺差/GDP见下图。

（外管局《2015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可以看出货物贸易相对规模进入新下降周期，顺差在进口大宗商品降价带动下趋于上升。

服务贸易。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871.7亿美元，其中服务出口2004.1亿美元，服务进口3867.5亿美元，逆差1863.4亿美元，其中旅行服务（含旅游、留学等）逆差1725亿美元，占服务贸易逆差的92.57%，是逆差最大来源。2001年以来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货物和服务进出口额之和）中的比重、服务贸易逆差结构见下图。

（外管局，国际收支口径，逆差为正、顺差为负）。

 近5年开始，服务贸易比重越来越高、逆差越来越大、旅游及留学的逆差越来越明显。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急剧滑坡后回升，2010年后贡献率基本在0上下波动，据国家统计局，2010—2015年其对GDP增长贡献率分别为-11.2%、-8.1%、1.7%、-2.3%、4.3%、-2.5%，2016年估计大致差不多。具体而言，货物贸易对中国经济拉动作用依然存在，但基本被服务贸易逆差抵消。

国际收支状况。中国自2001年以来国际收支状况见下图。

（外管局，国际收支口径，单位亿美元；顺差为正、逆差为负；经常账户=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初次收入+二次收入，但后二者比例较少；直接投资指非金融领域FDI和OFDI的差额，证券金融指证券投资、金融衍生工具、其他投资等（含保险、贸易信贷），金融和资本账户逆差不含储备资产；误差和遗漏指没有项目对应的跨境流动；实际流入=剔除汇率、价格等非交易价值变动影响的储备资产的增减）

上图显示结构变化趋势有三阶段：2011年以前，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双顺差，虽有少量误差和遗漏流出，但储备资产一直呈加速增加态势；2012—2014年，经常账户依然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出现逆差，不过国际收支总额为正向，误差和遗漏流出加大，储备资产仍呈增加状况；2015、16年，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出现逆差，国际收支总额转负，误差和遗漏流出更大，储备资产急剧下降。

2.外部不确定性

当前全球贸易陷入近30年以来低谷，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成为新趋势，中国外向型经济面临挑战，而最大不确定性来自美国。

就货物贸易而言，过去5年美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进出口额），基本都在5千亿美元以上；美国是中国仅次于香港的第二大的顺差来源地，都在2千亿美元以上（中方口径，按美方口径其逆差更大），如果美国采取关税、非关税贸易保护政策，对近年只能依赖经常账户中货物贸易带来顺差的中国而言冲击明显，且不仅限于跨境资金流，还涉及产能过剩、就业压力等。营商环境，在倡导制造业回流的背景下，美国如果推出实质性的企业减税措施，中国的FDI和OFDI双向都会形成外流压力，传导扩散，从而压抑中国经济增长。货币层面，如果强美元的措施、预期继续，中国的证券金融方面的跨境流动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且会压缩中国货币政策空间。总之，中国经济的外部最大不确定性来自美国，这和美国的经济规模、全球铸币权、中美结构性矛盾有关，带来的冲击可能是全方位的。

3.深化改革是最好的应对

既然是不确定性，就很难准确预测推算，也无此必要，但也不能被动等待，关键是中国经济体系应建立有活力的应对机制，核心是深化改革。在货物贸易领域，民营企业已近半壁江山，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民营企业出口占出口总值的 46.5%，分别超过外商投资企业的43.1%和国有企业的10.3%，成为出口的主力军，但民营企业的资源、政策支撑与之极不对称，应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出口支持，将无必要的国有企业进一步民营化。

在服务贸易领域，最大的逆差来自旅行服务（含旅游、留学等），是最大短板、也是改革缺失领域。以留学而言，中国的高等教育距世界一流差距不小，仍需要大量的留学活动，但普通的义务教育阶段高比例出国留学，只能承认我们教育体制出了问题。需要大力改革，引入海外、民间投资进入教育领域，既能提供教育制度的多样选择，也吸引了投资，且促进了国内消费、平抑了服务贸易逆差。

营商环境，与其去争论中国税负水平世界第几这类空洞的话题，不如大力减轻企业税负，如所得税率，中国目前的企业所得税率为25%，2016年企业所得税约2.89万亿元，占税收总收入22%左右，此基础减少1万亿元规模，对中国经济促进作用将是巨大的。尽快修改、废除完全过时的三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外资企业法》），使之与《公司法》协调，形成统一的企业法律基础，这些对改善中国FDI、OFDI状况会起正面作用。

改革股票市场，A股的问题方方面面，关键是上市公司质量和价格泡沫，两者又相互牵扯、恶性循环，这需要监管理念和措施上予以改革，强化上市公司质量、挤出泡沫，提高A股的吸引力，对冲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可能加大的压力。

中国经济的外部不确定性压力显而易见，但如果抓住机遇迎难而上，依托改革对冲不利因素，潜在的压力也可能转化成现实的动力，为中国经济增长再添一级推进火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