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孟德本家公开抱怨中国制造业税负太重、综合成本太高后，一时成为热门话题：众多企业人士纷纷跟进，大吐苦水；也有不少财税专家横竖比较，一通计算，认为宏观看有失偏颇等等，煞是热闹。笔者旁观下来，觉得有点“鸡同鸭讲”，双方说的不是一件事。

A，税收。按马克思的说法“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中国是单一制国家，虽说94年税制改革后省级以下分设国、地税系统，总的来说税制体系还是比较简单，仅就税收而言未必负担很重。B，收费（政府性收费），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罚没收入等等，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国家权力、政府信誉等取得的各项收入，构成了非税收入的重要部分。C，陋规。指公职人员或准公职人员利用所掌握、影响的公权力向企业（包括企业股东、管理层、员工等）索取、获得的收入，这是一种灰色存在，无法统计、但规模惊人。

明乎此就能理解了：企业抱怨的是A+B+C太重，不堪忍受；专家说的是A（最多A+B）不重。双方都对，但不是一码事，因为C远大于零，故A+B+C肯定大于A+B。C没法有效统计，暂放一边，仅B就令人咋舌。行政事业性收费是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管部门就可以规定设立和征收，难以统计其种类规模；光政府性基金，2015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42330.14亿元，有几十种。随便举几个匪夷所思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森林植被恢复费、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这在中国有传统，近读整理出来的明代《万历会计录》，载有万历六年天下各项钱粮见额，里面有：夏税，麻布、苎布、棉花折布等；秋粮，茶课钞、鱼课钞、椒课钞等。跟看历史小说似的。

对C的判断最有分歧：很多专家都认为C容易解决，只要把C铲除，仅A+B就减轻不少；笔者看法恰恰相反，C在一个较长时段是个固定参数，它取决于公权力的覆盖范围、吏治状况、历史惯性、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横向分权结构、基层舆论监督等等，铲除绝非易事，反而是A、B调整容易，立法部门、行政部门作出决议/决定即可。正式权力外，依靠私人关系的隐性权力无所不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如此，晚清郭嵩焘有段议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因此在评估A、B时，应现实考虑到C的存在，调节A+B至一个偏低的数，这样加载C负荷后企业才基本能承受，否则表面上看合理的A+B加上C后足以把企业压垮。

比郭嵩焘早几十年的嘉、道名士龚自珍是个科场、官场、情场失意者，但对时局却有惊人的敏锐预感，鸦片战争前的1839年（己亥年）他辞官从北京返家江南，著有组诗《己亥杂诗》，几乎每天一首，跑到江南叹道：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