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谈中国国企。读研时有同窗专业是“苏东经济”，读着读着“苏东”没了，这比读着导师驾鹤西去还意外，奈何？“前苏东”国企问题已不复存在，美、欧等如有国企和中国也完全不是一路，新加坡的淡马锡、新政投（GIC）也没可比性，淡马锡的薪酬、用人机制在中国就行不通，遑论其他。中国国企改革已被人说了无数遍，仍然要说是感觉国企改革有玄学倾向，回避基本问题、醉心细枝末节、堆砌名词术语，这里试着说些大实话。

简单回顾中国49年以来的企业所有制演变。按当初中共领导集体的建国设想，中国可能需要20年左右新民主主义阶段，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建国构想是承续《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但该构想并未有效实行，大城市工商业、物价问题，农村合作化问题均有争议疑虑，“三反、五反”再掀波澜，主要领导人很快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匆忙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急剧向社会主义过渡；“朝鲜战争”中国主动或被动卷入冷战，市场化对外经贸被“竹幕”隔断，苏联156个援助项目推动中国走向了重工业优先发展路径，丧失了对外经贸比较优势，还要实现重工业化赶超，只能用“剪刀差”从农业生产部门积累资本，为此直接配套的制度安排是“统购统销”，相应经济机制还有统制外贸、统一财政金融、统一物资调拨、统筹安排就业等，此背景下所有制结构只能由私而公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触发了主要领导人独立自主的思索，却演绎成试图依赖全民动员超英赶美和通过“一大二公”人民公社超越苏联的双重超越幻觉，乌托邦失败；大跃进失败并未让主要领导人警醒，短暂调整后，复杂的原因使中国沿着“继续革命”的道路“高歌猛进”，政治、社会生活不提，经济上所有制只能向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国有制演进，几成唯一；1978年2月，当时主要领导人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称“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置之死地而后生，随后30多年，中国大力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一举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这个过程是以企业所有制多元化为前提和契机的，历史充满反讽。从经济上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可能有N条经验教训，但我们至少可得出：公有制、国有制的单一性和高比重不能带来中国经济有效增长、也不能带来真正的国家安全；企业所有制多元化未必是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充分条件但肯定是必要条件之一。

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述是：“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党章》表述是：“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法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纲领性文件是我们理解、分析中国国企的基础，不能违背也不能曲解。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因为有大量集体经济存在（如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等），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因为大量自然资源、公共资源是国家的，构成了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不是以企业形态存在。简言之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经济中比重未必很大，公有制为主体不等于国有企业为主体，更不是国企越多越好。

中国需要国企，很大程度是国体、政体和国情决定的。兴办国企既不是为了盈利，国家获取收入可以依靠税收等手段；也不是为了就业，国企吸收就业一直偏弱；恐怕也不是什么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核心是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和执政效力，国有企业承载资产增值的能力一直不高，估计勉强平均水平。立足中国现实，可能下述领域需要国企存在：关乎国家安全的行业部门；重大的公共服务领域；具有天然垄断性的行业；某些具有前瞻性但商业价值不显著的领域等。国企以专注某些特定领域发展为宜，一方面这些领域的国企能满足纲领性文件对公有制、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要求；国企治理结构存在先天缺陷，试图完全解决不可能，鉴于此将国企限定某些竞争性不强领域，并探索相应管理机制可能是现实选择；国企越过上述领域进入完全竞争领域有画蛇添足之嫌，这既加大了国企管理难度，又对其他所有制实体有挤出效应，且会对市场运作机制产生消解作用，对整体经济或得不偿失。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领域的很多做法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新民主主义，“似曾相识燕归来”，所有制问题亦如此，但时光无法倒流，后悔药也没法吃。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企业所有制上可以脱离规律、想当然配置。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格局中，国企只是约束变量，并非目标变量，我们不能要求中国经济“凑合”某种设想的国企布局，而是要不断调整国企状态，以求达到中国经济的整体优化，不能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