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对中国经济体系是否还需要改革这个基本点已无共识，利益驱动下各说各话，宛如一盘无从措手的棋局

11月最后一个周末，北京大学举办“经济学理论和中国道路研讨会”，以庆祝厉以宁教授80华诞。燕园一时冠盖如云、热闹非凡。

谈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学人，厉以宁和吴敬琏是绕不开的两位。约20年前，厉以宁等出版了《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此前不久吴敬琏等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彼时，中国经济改革正待深入，头绪繁杂，颇有治丝而棼之势。经济学者广泛讨论，提出了不少经济改革的思路，这两本书为其中佼佼者，但在关键点上出现了有趣的分歧，大致可简化成：在企业制度不健全、市场机制缺乏的状态下，想实现经济系统健康运行的目标，改革应从企业制度（A）或市场机制（B）入手？前一本书选择了A，后一本选择了B。

中国改革开放前，既不存在真正意义的企业（所有制形式高度单一，国有企业基本是政府的生产车间），也无配置要素的市场存在（量和价都由政府计划），两书从不同角度接近了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体现了作者的慧眼，20年后两书主要作者分获2009年和2010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单从理论和逻辑上评价两种选择是困难的：确立了新的A，B还会牵制A，反之确立了新的B，A又还会牵制B。关键还是经济活动的实践及效果。前书作者除厉以宁还有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等，后书作者除吴敬琏还有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等，他们均非纯粹“书斋学者”，在领悟经济理论背景同时也是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主流亲历者，可谓一时之选。

2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像一辆体量庞大的列车高速驶过，今日中国经济总量和影响远非20年前所能想象，但始料不及且让人困惑的是：中国经济在总量高速增长同时在农业以外的企业制度和市场机制上似无根本变革。更准确的描述或许是，中国在非农领域企业制度和市场机制上非实质性的变化似乎匹配了中国经济总量高速增长。两书作者的眼光毫无问题，但中国现实复杂性超乎想象。我们至少可从两个角度思索：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否完全等同于经济健康发展；未来20年，没有企业制度和市场机制上的有效改革，中国经济还能否健康发展？

时至今日，中国在企业制度和市场机制上面临的困境不减。企业制度上，国有企业虽改变了形式，不少已是上市公司，但本质依然，版图无节制扩张，不但涵盖传统垄断行业，其他所有可能盈利行业都囊括其中，“国进民退”甚嚣尘上。市场机制上，价格机制对一些重要要素基本无效：货币价格（汇率和利率）变化考量基本是非市场的，资本市场中的IPO仍是配额或准配额制，所形成的价格无法起到资源优化配置作用；土地市场及其衍生的房产市场也类似，政府控制下的配额制形成畸形的价格，信号失真；不少上游资源品和公用事业品亦如此。如果说这些要素价格管控还勉强可用“渐进性”解释，政府对日常消费品的价格干预更让人莫名其妙，最近的“稳定消费价格16条”即为一例。对此，政府说是“必要时采取的临时干预措施，不是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回归”。苦衷可以理解，但也说明市场力量仍多么弱小。

局面的棘手在于企业制度和市场机制上的缺陷交互作用、恶性循环，国有企业上市、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垄断企业的行为、国有房地产企业的盲动无不尽显了这种缺陷，有时政府干脆越位成企业置身其中，情形更加恶化；更棘手在于，20年前虽具体建议各异，但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必要性上还凝聚了主流共识，而今日对中国经济是否还需要改革这个基本点已无共识，利益驱动下各说各话，宛如一盘无从措手的棋局。

厉、吴二位虽还精神矍铄、时有高论，但毕竟已年逾80，哲人将老，棋局已残，后学何为？北大经济系有位长期担任系主任的陈岱孙先生，陈岱孙是上世纪同龄人，1997年去世，一生颇具创奇，出身福州书香世家，祖父辈在清朝出过三位进士，其中陈宝琛是晚清同光年间著名“翰林四谏”之一，他在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写下《感春四首》，第一首末句是“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期盼有高人出手下好中国经济当下的棋局，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