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不是处在改革最活跃期不清楚，但据说现如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改革政策/文件/口号供应商，信而有征，这不北海之南、负手闲庭信步的翰林供奉又出台了新的改革政策：政策博大精深，不易领会，但民间将其简化为“拆墙令”。大众的理解永远不可能全面、专业，但体验则是敏感、真实的，往往是左右社会情绪乃至行动的关键。

　　全面解读该政策需要相应背景知识，笔者力有不逮。但无需引经据典、专业分析，常识告诉我们，如能拆除围墙（不管大院还是小区），对所在地交通状况肯定有所改善，只是改善程度如何、付出的代价和收益是否匹配，就费思量了。况且中国城市里的围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其产生的土壤。夸街区制的古今中外一通招呼，但说到底这玩意要好使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公共品（治安、环境、卫生等等）提供的基本均匀化；私有财产意识和相应的法律保护较强。坦率而言，这两点在中国目前的一线城市都不具备，遑论其他。城市管理者面对这个现实，于是同一些单位、开发商、业委会等等达成协议或默契：让出部分公权力（当然也甩掉了部分公共品服务负担），让他们以接近自治的方式（规则、资金、人员等）实际行使一些准公权力。这个办法肯定不够理想也不优化，但凑合地大致满足了居民的现实需求，改进它恐怕不是理论分析而是现实把握，这涉及如何在历史和现实的不同维度看待合理性的问题。如此扯下去有点抽象甚至接近诡辩，不妨举个历史上的鲜活例子。

　　1911年（辛亥）5月，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提出了“铁路干线国有”举措，焦点是要把粤汉、川汉铁路国有化，抛开当时中国国内现实，抽象看盛的方案是合理的，不少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士提出了很多信服的证据，就修铁路而言，国有在资源动员能力、技术水平、管理制度等等方面都强于民营（民营的川汉铁路公司财务管理极其混乱），事实上辛亥革命后这两段铁路也国有化了，以后的北洋、民国、新中国都坚持这个制度路径。但着眼于1911年夏天的现实，盛的方案则“极不合理”，它触发了四川的“保路运动”（国有化和保路并不一定对立，再次说明政策‘应该’怎么理解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理解），给了革命党（同盟会）、地方实力派（咨议局、新军）、帮会组织（袍哥）极大活动理由和空间，端方带着武昌的新军赶赴四川，结果武昌空虚，首义成功，端方丢了脑袋、赵尔丰送了命、盛宣怀丢了官、宣统退了位，清朝干脆就没了。当然没有盛宣怀铁路国有化这一出，清朝估计也拖不了几年，人们的思想已然变迁，政治革命是早晚的事，但具体到辛亥，盛的举措无意中扣动了扳机，这是他做梦都没想到的。

　　晚清断不能和今日中国比拟，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理论上合理和现实的合理有时并不一致乃至是背离的。当今中国需要改革，但改革的选择更需要策略：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不是中国的普遍问题，更不是改革的关键，即使在此等问题突出的一线城市，也不是当地最迫切需要改革的问题，而且这等问题的成因，小区、大院的“围墙”绝不是排名靠前的构成因素，但它是涉及利益最广泛、最易挑动情绪乃至提供社会运动杠杆的议题。抛开对错，从它入手策略上至少是不明智的，宛如想在墙上钻个洞通风，但选了个阻力最大、最易共振且效果有限的地方下手，老成谋国者当不如此。也许顶层设计者别有深意，这就不是我等只能在北海划船的人想得到了，不过悠着点总没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