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监管部门不爱护证券市场和股民，我坚决不同意，证监会官网上的口号就是：“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不光喊口号，也付诸行动，监管者为股票市场殚精竭虑，磨破了嘴、跑断了腿、操碎了心，几乎辛苦到“而视芒芒，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而寿者不可知矣！”的地步。但爱归爱，效果如何就见仁见智不好说，2016年开年A股就“熔断”了好几回，约10万亿市值灰飞烟灭，股民损失惨重。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监管部门找到的办法之一就是控制A股IPO：既包括现存审核制下极大降低IPO的强度，也包括不断向市场暗示IPO注册制不会来得那么快、那么猛。其实中国的IPO，审核制、注册制都仅是形式，监管者控制是关键，长期以来监管部门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势：调控IPO是维护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工具。这不可谓不是献爱心，但能否收获期望的健康？实践基本给出了否定回答。

　　无需翻旧账，聚焦2016年初春A股的急剧下跌，除去莫名其妙的“熔断机制”外，坊间一般认为主要原因包括：人民币汇率急剧波动、中国实体经济低迷、大股东减持、IPO注册制等等。汇率和实体经济对股票市场是“外生变量”，监管者鞭长莫及，不谈。至于大股东为什么要减持？个体原因千差万别，普遍的原因肯定是股票太贵了呗，贵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高管都没有信心、都觉得不正常，卖之唯恐不及。针对这情形出台一些应急管控措施可以理解，但充其量只能算是扬汤止沸，只要高价诱惑存在，他们想方设法找借口、钻空子都要卖，自己离婚要卖、辞职要卖、孩子掉井里也要卖，况且从民法角度讲，那些高价股票毕竟是他们的合法财产，监管部门也没有充足依据让他们长期不交易。据沪、深证券交易所2016年1月22日数据：沪市市值243104亿元、平均市盈率14.60倍；深主板市值61963亿元、平均市盈率24.97倍；中小板市值82130亿元、平均市盈率53.65倍；创业板市值44341亿元、平均市盈率86.47倍。可见A股价高是结构性的，主要是中小创尤其是创业板，以创业板为例，同日数据显示，市盈率超百倍且市值超百亿元的股票共有32只，它们总市值6508亿元，市盈率最高723倍、最低102倍、中位数大致150倍。这些畸高股票是A股的高风险资产，各种分析都难以提供信服的解释，根本原因就在于A股二级市场流行的“灰色模式”和一级市场的供给管控，两种扭曲机制交互作用使它们本质上已成为赌具筹码。其价格向常态回归是必然，是理性的风险释放，监管者没有义务、也没有可能维持其高价，试图调控IPO、推迟注册制来维护更是南辕北辙。

　　一种深入人心的观点是：IPO放开会分流二级市场的资金导致市场低迷，这种观点似是而非，无需复杂的推理，看下图数据，数据源自证监会“证券市场月报”，其中再筹资金额包括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现金）、配股。从数据可以看出：首先，IPO金额和股市状况没有什么直接关联，金额大的时候股市也可能兴旺，连续几个月首发筹资为零股市也可能低迷；其次，相对A股50万亿上下市值、大致10万亿月交易量，每月区区百亿IPO能有多大冲击；再则，相对于IPO，再融资金额一直高于IPO，2014和2015年度，A股再筹资金额/首发金额分别是6.03、3.80，即使IPO冻结时再融资也很可观，要有所谓分流作用应是再融资，其实也不明显。

　　

　　股票市场最根本的功能是资源优化配置，核心的配置是在资金需求方（实体经济）和资金供给方（金融市场）间达到均衡优化，当然均衡是动态的、优化是相对的，这个过程需要真实、对称的信息，需要优胜劣汰的运作机制，需要法律环境。简言之，配置过程需要政府的监管，但监管是保障机制的良好运作而不是试图代替、干扰机制，人为调控股票供给就是阉割（或部分阉割）了股票市场的关键功能，从这个角度说，A股很不幸一直是个残缺的市场。把企业看作一种资源要素，管控IPO对未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都是配置上的扭曲伤害：近千家公司花费2～3年乃至更长时间等待IPO实属黑色幽默，不合格就让其打道回府，寻求其它渠道（低层次公开市场、私募市场、间接融资等），但事实上他们绝大多数后来也上了，合格就履行必要手续加快放行。欲上市企业心急如焚，打新股民嗷嗷待哺，据说中签率已低于中彩票，监管者横在中间使用添油战术人为形成饥饿效应，只会不断加剧市场的病态；已上市公司，从社会总体效益看拧紧的IPO阀门也非佳音，他们等于获得了一个行政护城河，有点追求的利用上市地位谋求事实上的行业垄断，等而下之的沦为僵尸、卖壳为业，对经济发展均呈负面效应。

　　中国股票市场历经20多年的演化，已形成庞大的体量，各种利益诉求盘根错节，不同阶段政策作用沉积叠加，影响因素愈益复杂，宛如一盘巨大的棋局，已经走乱、快接近残局了，期望一招制胜是观棋者的幻想。残局并非无解，监管者应秉持正确的监管理念，才可能逐渐扭转颓势，否则好的动机也可能办坏事，爱之适足以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