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企改革是海内外各界一直争论不休、不易说清楚的议题，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使该议题再次引起热议。我们可否尝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发，超脱国企来谈谈国企改革？

     回到《宪法》谈国企改革，是因为我国目前《宪法》最新修正案发生在2004年3月，此后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包括此次《指导意见》关于公有制、国有经济的核心叙述都没变，即宪法第六、七条：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宪法》是根本大法，从它出发才有可能触及问题的根本。谈国企改革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单个国企可以谈，资本回报、主业调整、激励机制、治理结构等等；监管部门也可以谈，分类改革、布局调整、任命机制、外部董事之类。一线的信息固然真实，但士兵的真实不等于元帅的真实，围绕中国经济增长谈国企改革比单纯谈国企改革更有价值。

    法律是枯燥的，《宪法》相对而言更抽象，仔细研读《宪法》第六、七、八、九、十条，至少可得出如下要点：

    （1）公有制=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

    （2）国有经济=自然资源+公共资源+国有企业+参与生产的其他国有单位（国有经济内涵有多种划分方式，这里是更贴近《宪法》字面的理解，假定资源和企业中重叠部分已扣除，当代生产的概念正极大扩展，国有企业外的某些国有单位也更多地参与生产过程，构成国有经济的一部分）；

    （3）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

    汉语博大精深，也可以说语义模糊，主体等于多少？主导数值几何？主体和主导是骨干、是领导？说不清楚，也许本来就没想清楚，也许想清楚了有意不说清楚，或者就没法想清楚当然也说不清楚。但是我们还是不惜too naive来界定一下：R1=公有制/国民经济，R2=国有经济/国民经济，由于集体经济不可能小于零，故R1>R2，把主体和主导简单理解为超过一半，即R2>50%就满足了“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条件,但R1、R2值并非越大越好，因为《宪法》第十一条明确提出“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如果上述中庸、天真的判据能成立，那么围绕《宪法》谈国企改革，就应力求避免两个倾向：一是认为R1、R2值越小国民经济越有效率，这种关系也许理论上有成立的概率，但50%以下与《宪法》抵触，无现实可行性；二是认为R1、R2值在越过50%后仍然越大越好，这也没有《宪法》基础。由于《宪法》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所以相对而言，第二种倾向更有迷惑性。有人提出所谓“国有企业是主导”，这显然是偷换概念，国有企业范围远小于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国有企业、非公经济资产、权益等没有公开的统计数据可参考，大致估算，把目前国有企业的相当部分（如垄断、公益外的）全部出售，国有经济、公有制部分照样可满足《宪法》的要求。关于国有经济比例和经济增长（不妨用一个简略但基本有效的指标GDP增速G来衡量）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相当多，大部分认为R1、R2和G是负相关的，当然也有相反的结论。本文没法得出它们关系的一般结论，但认为结合中国国情，R1、R2只要满足了《宪法》要求，其数值是一个可讨论值，需要实践来验证、调整、变化，并无越大越好的先验结论。1958—1980年，中国的R1到达极值，为100%（统计数据如此，实际状况也许略小于100%），其中R2在1958—1969年在90%以上，其后到1975年也在80%以上，这期间经济状况如何总所周知，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中国经济改革从此发轫。并不遥远的教训警示我们，R1、R2值并非越大越佳。

    国民经济的宏观表现是经济增长，宏观管理的着眼点应该是整体而不是其中的某类企业，因此国企改革最好围绕、适应这个整体，以它为背景考量，而不应自成体系、自说自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当然应该，但这是会计算法，不是改革目标；国企做大做强，提法过于笼统，如果某个国企做大做强是以牺牲其交易对象利益为代价、且宏观经济效益是收缩的，可能就需要慎重；国企不能代表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有多种表现方式，国企只是一种，国企出售仅改变了表现方式，国有经济并未减少。以《宪法》为依据，国企何种配置（比例、结构、机制等）能优化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这才是国企改革关键的着力点，在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寻找新动力的当下，这具有极大现实意义。用数学语言表达就是：给定R2>50%，寻找R1、R2，使G最大，而不是寻找G，使R1、R2最大。问题就这么简单，简单到笔者自己都不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