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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闻热点之一是某央企主要负责人遭记者实名举报:认为在该企业过去某项近百亿元人民币的收购案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违规操作、主要负责人涉嫌渎职甚至巨额贪腐行为云云。央企主要负责人遭记者实名举报为破天荒第一次,但相信不会是最后一次。笔者无法对该事件的真实性和后续演化作出评判,不过事件却再次令笔者想到那个扯过N遍的老话题:国企改革。

看这家国资委所属央企的公开信息,其核心业务包括消费品(含零售、啤酒、食品、饮料)、电力、地产、医药、水泥、燃气、金融等,如再加上非核心业务,所涉行业估计20个以上。实在有点好奇,对这些根本不特殊、几乎完全竞争的行业,国家为什么要以国企的所有制形式来从事相应业务?或顺着思路进一步想想,中国为何需要国企、需要何种国企?

假设,我说是假设,祖国的花朵在北海里荡起双桨,歌声所及,南边的衮衮诸公在辛勤忙碌“顶层设计”之余是否会抽空考虑一下为什么办国企这个问题?我不揣浅陋,先说自己的思考:1.办国企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国企经济效益如何暂不讨论,只是觉得这种思路本身可能有误,国家收入是国家提供了公共品获得的对价(主要表现为税收),如仅仅为了财政收入不需要国家直接参与企业经营,调整税收格局就行,何况中外都没有实证结果显示国企比例越大国家收入越多;2.为了经济增长,就中国具体情形而论,国企多寡和经济增长关系如何见仁见智,两者关系我的看法基本中性,并不紧密,如果它们真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事情反而简单了,何劳官员、专家为近来经济增长“探底”发愁、想辙,多搞国企!开这一副药方就灵;3.为了就业,这点在中国基本不成立,国企的单位就业吸纳能力一直相对偏低;4.为了管控宏观经济运行,现代经济运行不可能完全依靠“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需要政府宏观调控是肯定的,但政府通常依靠货币、财政等宏观经济措施实施影响,并不需要政府成为企业股东进行调控,且股东角色和调控目标间往往是矛盾的;5.为了社会公平,这有点作用,大量国企的存在会使中国少些富豪排行榜上的私营老板,但同时出现了“国企身份”这一特别阶层,起点公平性不够,灰色区域庞大。简略分析这几点是想说明,仅从发展经济着眼,中国需要国企的理由并不很充分。

当然,经济活动不会也不可能在空中楼阁展开,评判中国的国企问题既不要“计划乌托邦”也不要“市场万能论”,远离极端保守和自由的经济学说观点,抛开教科书的繁琐分析,立足中国现实理性地看,我觉得中国需要国企不外乎两个理由:1.对某些天然/物理性能上具独占性的行业,市场上只家提供产品和服务,市场结构完全垄断,完全垄断未必必然导致国有,但中国这类行业选择国家所有制形式估计是社会总体矛盾最小的选择,因而也是有效的选择;2.中国背景下的某些敏感行业,这些行业选择国有并非完全出于经济原因,属中国特色,但所涉范围有限。如果这种比较折中的想法还算靠谱,可以得出推论,属这两个领域的国企是中国需要的,两个领域外则不需要国企存在,也就是说可据此画条红线,红线以内行业只有国企能参与,红线以外行业国企不能参与。当然,红线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结构变迁,某些行业的独占性和敏感性会丧失,同时会产生一些新的独占性和敏感性行业,但在一定时段内这种划分边界还是相对固定的。

依照该划分框架看中国现有的国企,红线内的国企应继续保留并予以加强,红线外的国企则要考虑通过市场,公开、有步骤地民营化。国资委所属央企最新数据是113家,他们中估计至少有1/3在红线外,即没有国有方式存在的必要,最终应该民营化,地方国企红线内的比例会更低,应民营化的比例会更高。按此思路操作至少有以下益处:1.对真正需要国家掌控的行业,国家专注力可更集中,能发展更好;2.国企从竞争领域退出,可消除在这广大领域内基于所有制形式的挤压效应和社会争议;3.国有经营性资产的出售有助于缓解财政收入下降和税收改革的压力;4.地方国企数量的大幅减少,能够一定程度抑制地方政府的“GDP崇拜”,使之更多关注诸如社会公平、生态环保等议题;5.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很大程度减少了国企各种频繁的交易、收购等经济行为,进而减少和国资有关腐败行为的可能性,诸如实名举报之类也会逐渐失去存在的必要。

国企调整布局结构,强化特定领域的存在,退出竞争领域,既不影响国家的控制力又能极大激发总体经济活力,这种选择总体效益明显大于成本,它并非什么需要对着绿树红墙费劲参透的天机,何乐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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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兰

王兰

169篇文章 3年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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