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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的家常话

只谈中国国企。读研时有同窗专业是“苏东经济”,读着读着“苏东”没了,这比读着导师驾鹤西去还意外,奈何?“前苏东”国企问题已不复存在,美、欧等如有国企和中国也完全不是一路,新加坡的淡马锡、新政投(GIC)也没可比性,淡马锡的薪酬、用人机制在中国就行不通,遑论其他。中国国企改革已被人说了无数遍,仍然要说是感觉国企改革有玄学倾向,回避基本问题、醉心细枝末节、堆砌名词术语,这里试着说些大实话。

简单回顾中国49年以来的企业所有制演变。按当初中共领导集体的建国设想,中国可能需要20年左右新民主主义阶段,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建国构想是承续《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但该构想并未有效实行,大城市工商业、物价问题,农村合作化问题均有争议疑虑,“三反、五反”再掀波澜,主要领导人很快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匆忙完成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急剧向社会主义过渡;“朝鲜战争”中国主动或被动卷入冷战,市场化对外经贸被“竹幕”隔断,苏联156个援助项目推动中国走向了重工业优先发展路径,丧失了对外经贸比较优势,还要实现重工业化赶超,只能用“剪刀差”从农业生产部门积累资本,为此直接配套的制度安排是“统购统销”,相应经济机制还有统制外贸、统一财政金融、统一物资调拨、统筹安排就业等,此背景下所有制结构只能由私而公了;1956年苏共二十大触发了主要领导人独立自主的思索,却演绎成试图依赖全民动员超英赶美和通过“一大二公”人民公社超越苏联的双重超越幻觉,乌托邦失败;大跃进失败并未让主要领导人警醒,短暂调整后,复杂的原因使中国沿着“继续革命”的道路“高歌猛进”,政治、社会生活不提,经济上所有制只能向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国有制演进,几成唯一;1978年2月,当时主要领导人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称“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置之死地而后生,随后30多年,中国大力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一举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这个过程是以企业所有制多元化为前提和契机的,历史充满反讽。从经济上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可能有N条经验教训,但我们至少可得出:公有制、国有制的单一性和高比重不能带来中国经济有效增长、也不能带来真正的国家安全;企业所有制多元化未必是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高增长的充分条件但肯定是必要条件之一。

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述是:“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党章》表述是:“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法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些纲领性文件是我们理解、分析中国国企的基础,不能违背也不能曲解。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因为有大量集体经济存在(如农村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等),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因为大量自然资源、公共资源是国家的,构成了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不是以企业形态存在。简言之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经济中比重未必很大,公有制为主体不等于国有企业为主体,更不是国企越多越好。

中国需要国企,很大程度是国体、政体和国情决定的。兴办国企既不是为了盈利,国家获取收入可以依靠税收等手段;也不是为了就业,国企吸收就业一直偏弱;恐怕也不是什么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核心是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和执政效力,国有企业承载资产增值的能力一直不高,估计勉强平均水平。立足中国现实,可能下述领域需要国企存在:关乎国家安全的行业部门;重大的公共服务领域;具有天然垄断性的行业;某些具有前瞻性但商业价值不显著的领域等。国企以专注某些特定领域发展为宜,一方面这些领域的国企能满足纲领性文件对公有制、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要求;国企治理结构存在先天缺陷,试图完全解决不可能,鉴于此将国企限定某些竞争性不强领域,并探索相应管理机制可能是现实选择;国企越过上述领域进入完全竞争领域有画蛇添足之嫌,这既加大了国企管理难度,又对其他所有制实体有挤出效应,且会对市场运作机制产生消解作用,对整体经济或得不偿失。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领域的很多做法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新民主主义,“似曾相识燕归来”,所有制问题亦如此,但时光无法倒流,后悔药也没法吃。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企业所有制上可以脱离规律、想当然配置。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格局中,国企只是约束变量,并非目标变量,我们不能要求中国经济“凑合”某种设想的国企布局,而是要不断调整国企状态,以求达到中国经济的整体优化,不能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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